监管仪式化与安全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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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事故，从宏观上看跟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密切关系，从微观上看跟一个责任人的责任心关系密切。然而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则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监管摆脱不了干系。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几乎所有“安全监管”都是一种“仪式化”的操作：爆炸、大火、决堤等事故瞬间发生———各级领导非常重视赶到现场———抢救工作紧张进行———召开紧急会议下发紧急通知———做好善后工作处理了结此事———恢复“正常工作”天下太平————偶尔组织检查去一两个地方跑马观花———事故再次在另外的地方发生———各级领导非常重视赶到现场……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通过观察宗教仪式发现，“仪式化社会”的仪式大抵有三类：其一是“消极仪式”，消极仪式是对行为的禁止；其二是“积极仪式”，即祭祀和纪念的仪式；其三是“禳解仪式”，禳解仪式是哀悼、忏悔、赎罪和消灾……对比我们对付安全问题的“监管本质”和“操作流程”，我们发现，两者是如何之“神形俱似”！

　　提供安全保障，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安全监管“程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中，保证安全就成了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就被幻化成一句高不可攀的“模拟图腾”。

　　安全监管是怎样走上“程式化”和“仪式化”的？最根本的就是“官僚制”的作祟。在官僚制的控制框架内，官僚制公职人员往往以个人目标取代社会目标，职能部门则偏好于管理决策的“形而上”，而官僚制内部组织低能、外部活动低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火彼伏此起、爆炸此起彼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所以，要避免事故的连锁反应，防范事故的恶性循环，消减安全乌托邦，如果不从体制上找寻根源，问题是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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