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监管措施治不了矿难？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郭之纯（河北公务员）

　　又发生特大矿难了！这次是在山西朔州。来自媒体的最新消息是：已有65人罹难，尚有数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屈指算来，这已经是3月份的第六起矿难：3月9日，山西交城矿难，28人遇难；3月10日，山西灵石矿难，6人遇难；3月13日，湖南宁乡煤矿事故，6名矿工被困58小时后幸被救出；3月14日，黑龙江七台河矿难，18人遇难；3月18日，重庆奉节煤矿爆炸，19人遇难。发生于3月19日的本次朔州矿难，让这个本来气候宜人的阳春三月，充满令人窒息的味道。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的2月14日，辽宁阜新刚刚发生了死亡214人的特大矿难事故；而在年前，特大矿难事故更是接二连三———从河南大平矿难到陕西陈家山矿难，连续6起事故中，罹难矿工就达446名！或许与此有关，苦涩中的人们本来不无安慰地看到，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矿难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及与会代表、委员的空前关注。但就是在如此的“大气候”下，矿难竟然仍是如此的高频率发生，令人费解。

　　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本月发生的这些矿难也许已经说明了一点：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高压，靠提高赔偿标准等难以从根本上遏止矿难。

　　从一些细节中透露出来的信息，也许可寻找到一点解答。在有关重庆奉节煤矿爆炸的报道中就有这样的细节：12时，安全管理部门下达通知书，要求停业整顿，将矿工清出煤井；13时左右，矿工们吃过午饭又下井作业；14时左右，瓦斯爆炸。（《中国青年报》3月19日）整改令刚刚下达两小时，19条鲜活的生命却仍然就这样灰飞烟灭。显然，在这里已经很难再说是“缺乏监管”了。但是，为什么刚刚被清出矿井的矿工却置危险于不顾？报道中援引一位52岁的老矿工的话特别耐人寻味：“陈吉根已挖煤20多年，事故发生时，他也在矿井作业。因为需要挖煤供孩子念大学，对事故后果的恐惧，未冲淡他对这份‘美差’的向往：‘以后我还会挖煤的’。”

　　一方是为了追逐利润不惜拿矿工生命铤而走险的黑心矿主，一方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而甘心冒险下井的矿工。在这样的“共谋”下，什么样的“监管”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呢？

　　惨痛的矿难背后，是农民生活的深深无奈。在生存压力的挤压下，很多农民已经极端麻木，甚至只好将生命本身也看轻。进一步说，那些断指工厂、童工现象等背后莫不是如此。由此可以断言，只要造成农民生存压力的矛盾不解，矿难便未可已。因而，要根治矿难，就必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生存压力——当然，让农民一下子全富起来是不现实的，但起码我们可以做到让农民不再为生病犯愁，不再为子女的教育犯愁。今年两会，中央大力关注三农问题，并出台不少具体措施，这对解除农民生存压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愿这能扭转农民矿工的生存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