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来城子河矿怎么样？记者采写的《失去爱子以后》一文中的主人公隋大叔一家现在过得怎么样？带着编辑部为遇难的孪生兄弟隋志忠、隋志诚正在上小学的一双儿女准备的两大包学习用品，记者第二次来到鸡西、来到城子河矿。
城子河矿，现在你好吗？
赶到城子河矿正好是周六。进入城子河矿区的公路收费站车来车往，缴费通过，井然有序。任何车辆都没有了抢险救灾那会儿贴有标识的车就可以疾驰而过的优待。在与矿机关一条铁道线之隔的文化宫广场上，职工篮球赛进行得如火如荼。双方队员们拼抢、断球、投篮、命中的动作在围观群众的掌声、喝彩声中不断交替重复。
因为事先没有跟城子河矿联系，记者这次采访算得上是突然袭击。同行的鸡西市安监局综合科科员刘伟，在从市区到矿区的路上不时向记者打听去年来采访的情形。这让记者再次想起曾经深感头疼的煤矿上那些别扭、绕嘴的专用名词——巷道、掌子面、提升罐笼、平巷人车，想起去年采访过的人：第一个打出报警电话的城子河矿总工程师杨国华、矿业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李春祥、遇难矿工隋志忠、隋志诚的父亲、子女……
由于是休息日，矿机关不上班。在熟悉的城子河矿办公楼里，除了调度室里值班调度在工作台前忙碌着，整栋楼静悄悄。正在加班的副总工程师程绍荣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可以回答记者问题的人。最后他把记者引见给正巧在办公室加班的矿党委宣传部部长秦志远。秦当即用电话联系矿领导，可是没有联系上。他请记者先回去，联系好了再电告记者；记者说明行程安排的紧凑，请他务必落实在第二天完成采访。
第二天早7时刚过。一直在等电话的记者耐不住性子拨通了秦志远的手机，话筒那边说，“已经安排好啦，上午9时，矿党委书记孟凡平要亲自接受记者采访。”
9时，记者如约来到城子河矿党委宣传部。随后，秦志远先后请来了矿安全监察科科长刘之刚、主管培训的副科长赵有才、矿总工程师杨文华、矿党委副书记时德全。
“去年‘6.20’矿难之后，我们杂志在8月号、9月号连续两期刊发了我采写的特稿《沉重的记忆——黑龙江鸡西‘6.20’矿难纪实》，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人们对城子河矿、对报道中涉及的遇难者家属现在的情况都很关心。”记者开门见山表明来意。
或许是记者对煤矿情况的生疏造成提的问题有些蹩脚不够专业，几位矿上的同志谈起话来谨小慎微。安全监察科的两位同志反复说自己只管安全培训，别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对三级培训的安排、进展、时间、参加人数等情况脱口而出，对隐患整改、安全投入等方面的问题避而不答。记者顿生疑问，或许这里的安全监察人员只管培训？他们对隐患整改、安全投入并不了解？
稍后赶来的矿总工程师杨文华与记者曾经采访过的在“6.20”矿难中第一个打出报警电话的杨国华只有一字之差。原来，城子河矿难之后，出于稳定需要，加之矿党委书记、矿长都在那次事故中遇难，矿领导班子一直未调。只是在去年7月7日从矿业集团派来新的党委书记孟凡平和矿长左凌云。直到今年春节后的2月19日，才调整了矿领导班子，矿总工程师等才做调整。杨文华即是在这次调整后接任杨国华的矿总工程师职务的。
杨文华介绍说，矿难之后，整个城子河矿都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从6月20日事发开始，抢险救灾、善后处理结束后一直进行停产整顿。到9月13日通过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的省级验收之后才开工生产。说起一年来的安全投入，杨文华给记者列举了一大串设备名称和数字：新购进250台检测瓦斯的便携式光学瓦斯检测仪，配给井下作业的班组长、瓦斯检测员、电钳工，保证满足井下独立作业人员必须佩戴的安全要求。新增自救器1600台，保证了配矿灯就配自救器的安全要求。在井下采掘工作面安装了36台甲烷传感器（探头），安装了用于监控风机停电的风机传感器50台，在容易产生瓦斯聚集的地方安装了150台风门传感器，这些较为先进的设施保证地面对井下情况的同步监控，整个投入接近90万元。今年又规划投入448万元，用于安全监测、通风器材、安全仪器、消防材料、通风系统改造等。现在井下瓦斯抽排系统井下巷道的移动泵站、地面的集中泵站正在进行改造。
“记得去年矿难事故调查期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领导曾严厉指出了城子河矿在一通三防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抓的？”记者问。
杨文华介绍说，从去年矿难事故以后，矿上一直以“一通三防”为主线，围绕“一通三防”重点抓安全生产。全面实践“12字方针”的要求，以风定产、先抽后采。在目前整个矿业集团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有限的资金首先保证安全设施投入。现在正在进行规划设计，把终端从井上通风区延伸到矿长、安全矿长、矿总工程师办公室的微机管理上，这项举措将在今年下半年落实完成。最终还要实现全矿业集团联网、实现动态同步管理。
说起城子河矿的现状，杨文华脸上流露出无奈和忧虑。“煤矿现在技术人员短缺、井下人员短缺、井下作业人员的年龄基本都是40岁以上甚至是45岁以上，年龄大、素质低，这些都是安全生产的软肋。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对煤矿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已经逐渐显现。”杨文华用一连串的数字向记者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和不堪设想的后果。“城子河矿连续10年没有新分来的大学毕业生，2000年分来的几个技工学校毕业生来了之后住在条件艰苦的单身宿舍，当时连续多月开不出工资，不给工资他们拿什么到食堂吃饭啊？那是需要交钱的啊。最后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啦。结果没有多久人家就走了。矿上是真需要人才，可是像样的谁都不来。而且这些年里来的人没有，走得不少，每年都有不少人才流失。”
党委副书记时德全插话说，“煤矿工人劳动强度大，危险程度高，井下安全系数小，工资收入低。煤矿地质条件不好就不赚钱，工人不赚钱就不上班。”
杨文华说，随着开采年头增加，越干越深，现在已经深入地下800多米。越深就越不好干，矿压大、瓦斯大，地质构造越来越复杂。因为当年开矿时的地质勘测只是到－400米，现在这个深度，有关数据地质勘查报告里根本没有。从企业的角度说，根本没有能力来补这笔历史欠账。多年来工伤事故频发，伤残者的工伤康复和伤亡抚恤与矿上的保障能力矛盾很大。现在三个矿属学校和矿医院都是自负盈亏，矿里实在没有力量给予扶持。
说起劳动保护，杨文华说，矿业集团实行统一的配给制，矿灯、安全帽、靴子等相关装备定期更换。不发给工人他们都不干。矿上现在已经把所有下井人员纳入正规管理，与每位人员签订用工协议，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但是没有办理工伤保险。
新班子上任后，继承了赵文林等经常下井、靠前指挥的好传统。党委副书记时德全说，在记者采访之时，矿长左凌云正在井下。
由于城子河矿6坑（煤矿名词，即6号井）地面有火，据说矿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矿党委书记都在那里。面带焦急的杨文华跟记者说了句“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就先走了”，随后匆匆离去。
抹不去的痛苦
从城子河矿到南屯有几公里的路程。进村的路不好走，我们就在路边雇了两辆“摩的”，按着记者记忆中的路线向隋老爹家找去。
去年到南屯采访，正赶上隋志忠、隋志诚兄弟出殡的日子。今天来到志忠、志诚的家，院里院外都恢复了穷乡僻壤那份恬静。记者站在志忠敞开着的房门外向屋内看去，厨房内一个女人正背对门口洗着什么。靠近房门的小屋内，一个小姑娘坐在炕上读着课文。记者敲门之后问是不是隋家，洗衣服的女人转过身，冷漠地问记者干什么？还是那小姑娘眼尖，面无表情地瞟了记者一眼说，“你不是去年来我家的那个记者吗！”
记者再三请求，小姑娘对记者想找她爷爷奶奶的愿望无动于衷，表示不能出去，要学习。记者抬高了拎着的两大包学习用品，告诉她这是给她和弟弟带来的。这时小姑娘才不情愿地说，“我妈让我在家看家，不让我出去。我大娘让我去找我才能去找。”洗衣服的女人看到记者带着东西来，这才放下手中的活，把记者让进小屋，让小姑娘去找爷爷和奶奶。
原来，这女人是老大志忠的媳妇，那小姑娘是老二志诚的女儿——记者去年报道中曾经提到的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隋伟丽。可是今天见到的小姑娘，让记者感觉到她那双大眼睛里流露出的神情中少了许多天真，更多的是与她11岁年龄不相符的沉重。
“人都死啦，你们还来有啥用！？这矿上根本不把安全当回事！不把矿工的生命当回事！要是当初把安全当回事，能出那么大的事故吗？”志忠媳妇语气虽缓却一腔积怨。
记者忙问：“听说志忠、志诚到矿上上班没经培训，直接就到井下干活啦？”志忠媳妇说，“可不是咋的！唉！”她一生长叹。“那你听说现在矿上还是这样吗？”记者又问。“现在不是啦！出了那么大的事故，他们不敢乱干了。听说现在下井都要经过培训学习，还跟你签订用工协议，不像原来那么乱啦！”志忠媳妇说。
这时，志忠、志诚的妈妈隋大婶被找了回来。去年记者来的时候，没有打扰瘫软在房间里悲痛欲绝的她。稍后，小姑娘又按照奶奶的指点去把在邻居家里的爷爷找了回来。我们一起来到离志忠、志诚家不远的隋大叔夫妇自己住的院落。沉重的铁皮院门已经严重向外倾斜，形成一个30多度的斜角。“这门都这样了怎么没有扶正啊？”记者问。“有点干不动了，要是儿子在早就收拾啦。”隋大叔气力孱弱地说着，吃力地把门推开。
坐进隋大叔虽然简陋但却整洁的家里，我们聊了起来。
隋大叔今年65岁，隋大婶今年63岁。志忠、志诚走后，给这三户人家带来的最大难处就是经济上越来越拮据。隋大叔从粮库退休后，每月有370元的退休金，隋大婶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志忠、志诚结婚后都各自挑门过日子。他们在“6.20”矿难中遇难后，养育儿女的担子就全部落到了两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媳妇身上。老人的日子过得也紧紧巴巴，没有能力帮她们。老大志忠的女儿隋晶晶已经上初二，儿子隋伟刚也已经上到小学四年级。志诚的女儿隋伟丽和隋伟刚是同班同学。现在上学花费大，尽管矿上把孩子们的学费都给免了，对两个媳妇来说，家里的日子还是不如有男人那会儿有依靠。没有办法，两个媳妇分别找了份工作，志忠媳妇在矿上的水泥厂做临时工，每个月可以拿到300元工资，志诚媳妇在窑地（砖厂）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300元工资。隋大叔为了增加点收入，每天晚上要到几十公里外的鸡西市内一家建筑公司打更。由于路远，要是坐车来回得10块钱，一个月下来300块钱工资还不够坐车，所以就骑着自行车去，单程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
隋大叔说，“孩子遇难后，矿上对家里提出的要求都答应了，我们也想，摊上这事啦，就认命吧。”“去年6月22日确认尸体，23号早上6点就火化了，当时与矿上签订了两份抚恤协议，矿上答应我们死了两个儿子给我两份养老金；可是没有想到，人去了，矿上就不说理啦！”隋大婶气愤地说。“答应给抚恤金，可是直到今年春节前还一分钱没给，我们这些家属天天去矿上找‘6.20指挥部’，找了四五次之后才同意给办，却只给办一个了，说当时协议签错了，虽然死了两个儿子，但是一家只给一份钱。这样今年春节以后才给了第一次一个季度的生活费300多块钱。”隋大婶越说越气愤。“因为我有心脏病，志忠、志诚遇难后我受不了打击病倒啦，花了2000多块钱打针，后来又花600多块钱吃了50多副的汤药才算好。那会儿矿上来的人答应给报销的，可是后来又不承认啦。结果一分钱都没有给报销。”
说起志忠、志诚，隋大叔、隋大婶老泪纵横。“养儿防老啊！两个儿子都走啦，我们这么大岁数啦，依靠谁啊－…这两孩子，从小就仁义、老实、忠厚、乐于助人，连架都没有和别人打过，却
下一篇：悲哀，不仅在事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