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底矿难背后的政治生态

　　6月28日下午5时，涟源市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
　　两个小姑娘在一个房间里打扫卫生，其余10多间办公室房门紧闭，而大楼门口正围着一群人在下象棋。
知情人士透露说，此景是“地震”后的余波——因涉嫌在非法小煤矿入股分红和收受贿赂充当“保护伞”，该局原局长毛国友和原副局长汪清湘、执法大队原大队长龙彬友日前相继被捕。
　　与毛、汪等人一同落马的，还有该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原副局长张顺辉。
　　在一份案情专报材料上，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写道：感谢检察机关为煤矿安全整治、反腐倡廉所作的特殊贡献。
　　对矿难频发的娄底市来说，这个批示也许别有深意。

反腐治煤风暴

　　煤炭经济是涟源的命脉，占据当地每年财税收入的半壁江山。
　　毛国友、张顺辉等几个科级干部，顺理成章也就都成了涟源地界上的绝对实权“大员”。
毛被捕后，涟源市某位主要领导在和娄底市委副书记胡旭曦通电话时，有些激动地说：“是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了！”
　　这句普通的说词所蕴涵的意思，从深层次来说，是娄底今后治煤的标志性事件。
但作为涟源市的这位领导，首先看到的是上层更为坚定的决心。他告诉记者说：“其实早在一年前蔡书记来上任时，就很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决心了。”
　　2003年5月23日，在全市煤炭安全整治动员大会上，蔡力峰点名批评冷水江市原检察长，“此人是一个从非法矿收取回扣、充当保护伞的角色，已经被依法查处。”
　　结束讲话时，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用了这样几个词语——要出重拳，下猛药，不达目的誓不休兵。
一年当中，蔡力峰所言的这剂猛药让很多人有了切身的体会。
　　2003年11月28日，涟源市古塘乡党委副书记吴财桂因在一非法煤矿入股1万元被查处。蔡指示，一定要严肃认真依法处理，要在全市通报，并举一反三。
　　此后，涟源市安坪镇党委委员李黄成、斗笠山镇党委委员刘益生等60余名党员干部，因涉嫌从煤矿中非法获利被查处。

主政官的眼泪

　　2003年2月24日，蔡力峰接任娄底市委书记。
　　上任后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和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铸就了这位主政官反腐治煤的决心。
　　2003年4月16日，涟源市七一煤矿发生大规模透水突泥事故，17名矿工被埋井底。
　　出事后，蔡在矿里呆了6天6夜，但营救最终还是失败了——16名矿工遇难，1人失踪。
　　遇难前，矿工聂清文在矿工帽上留下了一份遗书：“欠我娘200元，带好子女、孝敬父母，一定有好报”。
　　4月26日，蔡力峰一言不发地走进常委会会议室，把遗书照片复印件分发给每个常委后，开始一字一句地念遗书，直至潸然泪下：“假如被困矿里的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子，我们怎么想？”
痛心的情绪在会议室里弥漫着，更多的常委流下了眼泪。
　　而这种痛心，在娄底却由来已久——该市是湖南省重要的产煤区，蕴藏量极其丰富。仅涟源市已探明的储量便达6亿吨，其中可供开采的达4亿吨。“许多地方一撅头下去，就能挖出黑漆漆的煤来。”
　　但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从1993年至2002年间，该市各类煤矿平均每21天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每152天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2002年共发生死亡事故89起，死亡244人，其中重大事故11起，特大事故6起。
　　一个带有血色的支柱产业，成了一把悬在娄底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矿难不治，还会有更多的矿工兄弟将在巨大的恐惧中死去！”为期两天的常委会结束时，那场风暴便已在娄底酝酿形成。

“庆父”之祸

　　娄底是个湘中小市，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没有什么名山古刹。
　　频发的矿难，却一次次将其推进了人们的视野。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七一矿难”后的两个多月时间，蔡力峰致力于下乡暗访。结束后，一句话时常挂在他嘴边——“庆父不除，鲁难未已”。
　　“矿难悲剧频频发生，乱采滥挖屡禁不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党政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从非法煤矿收受贿赂、参股分红，充当保护伞。”蔡力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隐藏在非法采掘背后充当保护伞的党政领导比作了“庆父”。
　　后来查处的大量案件，应证了蔡的这个结论。
据涟源市一副市长讲述，2003年5月11日，古塘乡一煤矿发生5人死亡的重大矿难事故。事故发生后，矿长被抓住，关押在当地派出所，结果当天竟然发生200多群众被煽动冲击派出所，强行抢走该矿长的事件。
此事震惊了娄底市委，蔡力峰和胡旭曦指示，一定要严肃查处。最后通过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调查，这一冲击派出所抢人事件竟是由古塘乡企业办主任、政协联络员、安平镇某党委委员等在幕后操纵指示。3人均在该煤矿有参股分红。
　　更为典型的是张顺辉案。
　　“七一矿难”发生前的4月7日，张顺辉陪同娄底市煤炭局生产科长戴斌对七一煤矿石坝井进行检查，发现了突泥等9条安全隐患，戴当即责令停产检查。4月10日，涟源市煤炭局下发了《关于在全市煤矿开展安全大检查的通知》，明确张顺辉具体负责石坝井的安全检查，但张既未及时向局领导汇报，亦未督促石坝井整顿到位。4月16日，矿难就发生了。
　　而据检察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显示，张在担任煤炭局副局长期间，利用其负责全市煤炭生产、生产许可证和准销证审批等职责，先后收受相关矿主、股东贿赂共计6.2万元。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非法煤窑通过贿赂各级官员，让官员在发现问题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提供其它方便，不至于被查封而蒙受损失；另一方面，因要贿赂官员，为谋求更多利润的矿主便直接减少了对煤矿的安全投入。
　　这样，矿工的生命就变得不重要了。
　　而在以张顺辉为代表的某些党政干部的庇护下，一大批存在安全隐患的非法煤矿得以生存。
　　蔡力峰如此描述这种充当保护伞行为的危害：一是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娄底形象；二是客观上掩护纵容了乱采滥挖的歪风邪气；三是妨碍了对违法采掘的打击；四是客观上使得全社会对于抓好乱采滥挖失去信心。

官煤的形成

　　“每一起灾难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祸。”娄底市纪委一位干部如是对记者说。
　　那么，制造一起起“人祸”的保护伞到底有多大？涟源市一位检察官说：“被查处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已渗透到了煤炭生产、审批、监督的每一个环节。”
　　这个答案令记者感到惊悸。
　　在涟源市委、市政府所做的一份督查专报中，这样写道：近几年来煤炭巨大的利润空间，使产煤区的一些经济“能人”把目光盯在挖煤上，认为除了贩毒惟有开办煤矿赚钱来得快，冒点风险，一年成为百万富翁并非神话。
　　“能人”们期待着一夜暴富，而掌控这些资源的一些公职人员冒点风险，自然也能分上一杯羹。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官商结合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又相互勾结、互相渗透。
　　秦峰（化名）干煤炭这行有10余年了，涟源市某产煤大镇的5个矿上都有他的股份。“在娄底基本上还玩得转，没什么摆不平的。”6月29日晚12时，记者在其家中见到了刚陪“领导”唱歌回来的秦峰。
　　“从产生办煤矿念头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必须和各类管事的公职人员打交道，首先要过审批关。”据秦介绍，办一个新矿首先要得到当地乡镇政府批准，然后才能逐级报到县、市和省里。批准之后，才开始办理各类证照：开采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涉及到矿管局、煤炭局、工商局、税务局和安全监管等部门。
　　“初到一处，公职人员自然会和你讲很多政策上的话，比如说哪里还达不到开采标准等。”秦说，遇到这类情况一个通行的做法就是“走后门”。
　　秦说，他10多年的办矿经验证明，这个办法是屡试不爽。
事实确也如此。涟源市斗笠山镇胜源煤矿近年发生事故多起，共计死亡16人。为使该矿继续生产，先后两次送给汪清湘人民币6000元，最终如愿以偿。而据涟源市检察机关的书面材料记载，汪先后47次收受各矿主所送现金共计7.11万元。
　　“煤矿正式投产后，要应付的就更多了。”秦峰说，最直接的就是各类检查。“涟源的煤矿基本上都达不到国家标准，更多的时候，对付检查也就是用钱说话。”
　　据检察机关提供的材料显示，执法大队长龙彬友于2002年2月12月，利用其分管涟源市安平镇、斗笠山镇矿业安全生产技术的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1.4万元。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收受贿赂对公职人员而言存在较大风险。于是，另一种风险较小且收益更大的方式就成了更多的人的选择——参股分红。
　　涟源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在查处张顺辉时，发现其岳父在某煤矿拥有10万元股份。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其岳父连煤矿的具体位置都说不清楚。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公职人员以煤矿某位股东名义入股。“当然，大多数时候只是说句话，并不真的会拿钱出来。”秦峰说。
　　至此，公职人员与煤矿老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编织完成。而维系这一网络的根本要义就在于——煤矿老板不断拿出钱来交换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
　　“不算求人办事，每个月光是用来‘融洽感情’的开支大约是2万元，而像这样的镇上约有200人。”秦峰说，一个大致的比例是——矿主每赚一元钱，大约有四角钱要用来疏通各种关系。
　　以涟源市为例，该市年产煤300万吨，其中30%烟煤现在的纯利润约为100元/吨，其余煤利润约为50元/吨。
在昂贵“血液”的供养下，这张关系网各方面趋向均衡，一些公职人员也就不得不丢弃原先固有的一些优越感。
　　“现在对镇上的书记、镇长拍桌子，那是常事。”说着，秦峰不无得意。
2004年4月，涟源市某煤矿发生矿难，为让公司总经理免受责罚，该镇安监站一负责人马不停蹄地赶赴各煤矿写联名信担保。

治煤的困局

　　到目前为止，秦峰被当地纪委和检察院找过三次，什么也没说。
　　“得罪了一个人，就是得罪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人，以后就完了。”秦峰认为。正因为如此，许多工作得做在前面，比如把自己的账做好。“如果我拿出150万元来打点关系，现在从公司账面上是绝对看不出的。”
攻守同盟是这个网络基本的游戏规则。
　　蔡力峰说，“我原来还善良地以为县区级干部参股不多，现在看来情况非常普遍，有的隐藏很深。”
　　蔡意识到这是个非常庞大的网络，这是他面临的第一个困局。
　　对于此，市委副书记胡旭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了自己从小就爱看的《包公传》等书籍。
　　言语间，透出一股悲壮的力量。
　　施健鑫到涟源任检察院检察长前，向市检察院提了两点要求：一、只汇报不听指示；二、允许其随时辞职不干。
　　施在涟源3年，晚上基本不出门，被扣了顶“不能协调工作”的帽子。
　　在娄底采访期间，记者见到了许多像施这样的干部。“这是一股力量，现在已经很强大。” 胡旭曦说。
　　“真正把关系网完全撕开，使矿主能致力于生产和安全管理，对矿工而言也就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秦峰的话则代表了一种民众的心愿：在煤矿中，矿工应当比官员更加重要。
　　这些力量是娄底彻底破除非法煤窑保护伞网络的希望。
　　但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继任者不会走上前任的老路？
　　因为娄底面临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困局——贫瘠的政府财力不足以供养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吃皇粮”队伍。
　　以涟源市为例。该市年财政收入不足1个亿，而因需供养一支2万余人的公务员队伍，每年财政支出竟高达1.6亿元，以至于涟源每年需要向临近县市借钱发工资。
　　施健鑫在某乡镇企业办逮捕了3名涉嫌受贿的公职人员，该乡镇的书记、镇长都跑到检察院来要人。“当时就只打定了一个主意，这个乡镇的选票今后都别想要了。”
　　施的想法道出的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对继任官员的选拔，一定程度上掌控于当地政府本身。
　　采访中，娄底市委督察室一位官员给出了两条个人意见：如果通过减人减权，政府只加强对煤炭资源的合理调控和安全生产的监督，权利寻租的机会也将大大减小；将继任官员的选拔权交给当地老百姓海选，他们的很多亲人都在矿上工作，应该能将负责任的官员选拔出来。
　　还权于民，也许是根治娄底矿难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