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寄花生米

花生米是我童年最奢侈的零食。每到冬天，家家户户都会从生产队领到几大麻袋花生，这是生产队分的任务：把花生壳去掉，把剥好的花生米送回去。多少花生能出多少米那是经过“科学”测算的，少了一两都不行。一旦少了，村民们甚至会怀疑这家人的人品有问题。

日子再穷，在品德方面可容不得一点马虎，村民们都尽职尽责地完成这项任务。白天，他们要忙地里的活，还要照料一大群鸡鸭和牲畜，根本没有一点点时间。晚上，每家每户都挑灯夜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男女老少总动员，齐心协力剥花生。实在困了，有办法：舀一瓢凉水，一家人轮流把头扎在里面喝上几口，或者去地窖里拿上个萝卜分着吃。一口下去，凉滋滋的、辣乎乎的，一下子就能让大脑清醒。如果家里有会讲故事的，再讲一段鬼神的故事，那更是睡意全无。不知不觉，就剥出来一笸箩粉嘟嘟的花生米。现在想来，生产队并没有规定具体上缴时间，但大家几乎约定俗成，各家各户都能很快排着队把这些花生米送往生产队。

在大队门口，与领东西不同的是，队伍静悄悄的，大家心里都有些紧张，因为过完秤了，紧接着会计就能算出你家剥的花生米是“挣了”还是“折了”。多了的当场就可以带回家，“折了”的，齐刷刷的眼光就会投向你，那里面充满了鄙视和不屑，直刺心灵，让你在大冬天都能出汗。

生产队的计算方式是很人性化的，一般都会让出一斤两斤，因此一般不会出现斤数不够的情况。可是在当年，大家的肚子都是半空的，那花生米嚼在嘴里实在太香了，那种诱惑会让你不知不觉把它送到嘴边，当反应过来时，花生米已经不成型了，只能咽下去了。

我家送的花生米一般只多出来一点点，因为当我们姊妹下意识地送进嘴里时，母亲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知道孩子们都在长身体，她太希望我们能吃上一口了，她也知道我们都很自觉，绝不会再拿第二个。

花生米是如此珍贵，以至于我至今怀念放学后抓上一把放在口袋，和伙伴边玩耍边吃上几粒的幸福日子。然而，更让我怀念的却是邮寄花生米，如果说吃起来还有些随意，那邮寄就很有些仪式感了。

我家在皖北庄子的一个小乡村，我在外地当兵，现在想来这是多近的地方啊，但那时似乎就是遥远的天涯。三叔当义务兵的那两年是不能回家的，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很少能知道他的信息。为了表达对亲人的思念，每年给我邮寄花生米，就是我们家最隆重的“外事活动”了。

邮寄的时间一般都是由爸爸妈妈商量出来的。这一天，他们会推掉所有的事情专门来做这件大事。

先是由母亲从供销社扯来二尺白细布，这白细布的尺寸也是经过精准计算的，少了不够，多了又浪费布票。买回来后，妈妈一针一线把布缝成一个口袋，然后爸爸妈妈一起合作，一人撑着口袋，一人往里装花生米。这些花生米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小的、颗粒不饱满的筛选出去。有时候，他们装着装着发现哪粒不好，会当场拿出来。他们觉得装得差不多了，就用借来的秤称重，每年都是雷打不动的一公斤。他们经常是往里装几粒，再拿出几粒，再装进去几粒，这样颠来倒去以便准确称重，少一粒觉得不合算，因为付出的邮费一样多；多了又怕招来麻烦。在邮局，一旦重量超了，你要当场把多余的拿出来，那就得拆掉缝的好好的针脚，重新再缝。

封口的针线是早已准备好的，针脚要相当讲究，因为封口的针脚是裸露在外边的，一定要用白线，且要确保每一针的长度都一样。当妈妈用她那万能的牙齿咬断线头时，表示封口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这个时候，又是爸爸出场的时候，妈妈给他递来事先研好的墨汁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细毛笔，爸爸开始书写邮寄地址。这个地址尽管爸爸早已烂熟在心，但他还要把三叔的书信郑重地拿过来，照着上面一笔一画地书写。

每每这个时候，兄弟姊妹多个总是凑过头来，妈妈则一遍遍紧张地驱赶：“远点，远点，别碰着你爸爸。”这书写是不允许出一点点差错的，如果错了，就意味着要重新买布，那工程就大了，还浪费。这个时候，爸爸会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去完成在鼓鼓囊囊、凹凸不平的花生米袋子上写字这个极大的挑战。他每次都要用很长的时间，看得我们都非常着急，而妈妈却总能耐心地陪伴左右，待爸爸写完最后一笔，总能看到他们会心的微笑。

一切就绪，爸爸便小心翼翼地带着这袋花生米，向离家几公里的公社驻地出发。爸爸说，最紧张的是看邮递员称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邮局那个有点掉漆的绿色磅秤，就怕返工，他可缝不出妈妈那像工艺品一样的针脚。

花生米寄出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直到有一天，收到一封信。虽然“寄来的花生米已收到，勿念！”之后，甚至没有一句感激的客套话，却总能让全家人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邮寄花生米不仅能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还意味着一个家庭里有个“在外工作”的成员，这是那个年代很值得自豪的事情。可见，邮寄花生米曾是一件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啊！(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