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的概念是在Chernobyl灾难之后形成的，然而，在组织的行为、决策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该组织信念和态度影响组织的安全行为，这个观点却不是现在才有的。事实上，本世织30年代Heinrich提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就是基于这个前提，即：有利于事故发生的社会环境被排在导致一个事故序列的五个骨牌中的第一位，然后是人的失误、不安全行为等。在此之后，人们在该领域做了许多研究，最终发展成了“安全文化“。
当代“安全文化”这一术语的基本含义是要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即系统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安全文化不是安全行为的简单综合，而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有关安全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是更侧重用于构造、理解、规范安全行为的知识体系。安全文化既是态度问题，又是体制问题；既和单位有关，又和个人有关；同时还涉及到在处理所有安全问题时所应该具有的正确理解能力和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
安全文化的表现形式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体制，由单位的政策和管理者的活动所确定；二是各级人员响应上述体制并从中获益所持的态度。安全文化的成功也取决于该两方面的因素，即政策和管理方面的以及每个人本身的承诺和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对安全文化体制中的三个不同层次(决策层、管理层和个体)就他们在安全上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而具体的划分。
由于安全文化特别与个人的行为有关，更因为许多个人承担着安全责任，所以，安全文化除了要求严格地执行良好的工作方法之外，还要求工作人员具有高度的警惕性、科学的见解、丰富的知识、准确无误的判断能力和强烈的责任感来正确地履行所有安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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