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要之首”看安全文化---关于落实“五要素”的系列评说之一

　　安全投入，是安全责任和安全科技的基础要素；安全法治，是上述三个要素的基础；而安全文化，则弥漫于这四个要素之中。安全文化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其他四个要素的实施过程。

 

从“五要之首”看安全文化 

 

国家安监总局成立伊始，局长李毅中就多次强调要努力将安全生产“五要素”的落实到位，以此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所谓“五要素”，一是安全文化，即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强化全民安全意识，提高全民安全素质；二是安全法治，即健全安全法制，依法规范全社会的安全行为；三是安全责任，即强化安全责任，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问责制；四是安全科技，即推进安全科技进步，实施“科技兴安”战略，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重大科技问题；五是安全投入，即加大安全投入，建立国家、地方和企业共同投入的机制。

可以说，“五要素”基本抓住了当前我国在政府层面的安全工作和企业层面的安全生产工作的要害和重点。而把“安全文化”放在五要之首，更是把握住了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核心问题。有感于此，笔者借势谈谈自己对安全文化处在“五要之首”的认识。

 

安全文化的本质及其作用

“安全文化”尽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但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安全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仍属于“安全教养”、“安全修养”或“安全素质”的范畴。也就是说，安全文化主要是通过“文之教化”的作用，将人培养成具有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安全情感、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表现的人。

倡导安全文化的目的是在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条件下，使人类生活、工作地更加安全和健康。而安全和健康的实现离不开人们对安全健康的珍惜与重视，并使自己的一举一动，符合安全健康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通过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安全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不断提高自身的安全素质，预防事故发生、保障生活质量，这就是笔者认为的安全文化的本质。

在安全生产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对于预防事故的发生，仅有安全技术手段和安全管理手段是不够的。目前的科技手段还达不到物的本质安全化，设施设备的危险不能根本避免，因此需要用安全管理的手段予以补充。安全管理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安全管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对被管理者的监督和反馈。由管理者无论在何时、何事、何处都密切监督每一位职工或公民遵章守纪，就人力物力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就必然带来安全管理上的疏漏。被管理者为了某些利益或好处，例如省时、省力、多挣钱等，会在缺乏管理监督的情况下，无视安全规章制度，“冒险”采取不安全行为。然而并不是每一次不安全行为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不安全行为，并可能“传染”给其他人。不安全行为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大量不安全行为的结果必然是发生事故。安全文化手段的运用，正是为了弥补安全管理手段不能彻底改变人的不安全行为的先天不足。

安全文化的作用是通过对人的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品行等深层次的人文因素的强化，利用领导、教育、宣传、奖惩、创建群体氛围等手段，不断提高人的安全素质，改进其安全意识和行为，从而使人们从被动地服从安全管理制度，转变成自觉主动地按安全要求采取行动，即从“要我遵章守法”转变成“我要遵章守法”。

 

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突显安全文化的重要性

尽管生产中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我国政府和百姓的重视，安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是我国生产领域里的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重特大事故接连不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各自的看法。笔者仅打算从分析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某些基本特征入手，探讨影响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因素，以及推行安全文化的重要性。

 

基本特征之一：以艺术性为主导，科学性为从属的传统文化

科学与艺术在主要特征上有显著的差异：科学是以抽象的符号，利用分析和实证的方法来认识客观事物，目的在于寻求真理；艺术则是借着具体的意象，传神达意，画龙点睛地表达自身的感受或价值判断，目的是价值的欣赏和美的创造。学习科学的基本方法，是遵从定义、公式、法则及程序，而艺术的掌握主要是靠个人的摹仿、体会和活用；科学方法以分析为主，艺术方法却重直觉；科学的教育作用一般是提高人的知识技能，而艺术的培养往往是陶冶人的性情品格。科学的办事方法是采用严格的程序，按客观规律来操作，不因人而异；艺术的办事方法则往往脱开客观实际，以随意的个性化方法来进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艺术的成分是显性的和主导的，科学的成分是隐性的和从属的，这一点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中科学的成分是显性的，艺术的成分是隐性的。以绘画来说，西方的油画重物体的还原、明暗、远近透视等，即从西方的艺术中亦流露出很强的科学精神；而中国画不求貌似、只求神似，不重阴影、明暗、远近透视，不以写实为出发点，此与科学观察事物的精神相去甚远。再以医学来说，西医依靠的是化验、分析以及人体的解剖学参数，治病要用计量精确的化学物质，或严格按照操作程序实施的准确手术，这完全是科学的过程；中国的医学，虽然也有科学性，但更多的是艺术性。传统中医诊断靠所谓“望、闻、问、切”，而以切脉为首要方法。医生切脉是以自己的生命振动，与病人的生命脉动发生共振感觉的主观诊断方法，实则为艺术方法而非科学方法；中医用药也充满了艺术性，同样的病症，不同的病人，或不同的医生所开药方经常不同，正由于中医缺乏充分的显性的科学性，在西方往往得不到承认。除此之外，中国人的历法、武术，甚至法律，均含有较强的艺术性。

中国文化的这种重艺术性、轻科学性的精神，延伸到社会生产、生活中，则直接造成了人们对规则和程序的轻视。在大多数国人的认识和行为习惯中，往往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遵守分开考虑，规章制度尽可以制定得十分详细严格，但执行过程却留有很大的“伸缩”余地。领导者讲究的是领导艺术，管理者可随意变通，执法者总能对违法者给予通融，由此造成大范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国传统文化就是这些现象产生的温床。这种不是以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程序，而是以人的灵活性和随意性为基础的文化根基，成为我国安全执法不严格、安全责任不落实、安全监管不到位、违法违章事件屡屡发生的基础原因之一。在这种文化习俗的长期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和现代安全观会格格不入。管理者、执法者的“灵活发挥和处理”，其结果往往“纵容”了违法违规的行为，使违法违规者不以自己的不安全行为为耻，反而因不安全行为得到某些直接“利益”而沾沾自喜，同时令他人争相效仿，安全生产的良好秩序因此难以建立。

 

基本特征之二：总体资源的紧缺性

众所周知，尽管我国可以称为“地大物博”，但按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又是典型的“资源紧缺型”的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资源、林木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相对于我国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已经呈现出日益短缺的局面。由于自然资源的紧缺，加上管理的随意性带来的低效率，使我国的许多社会性资源也变得十分紧缺，诸如城市道路交通资源、市场用户资源、优质教育资源、就业岗位资源、城市居住空间资源等。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紧缺就意味着需求大于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起需求者对资源的强烈占有欲望，而能否占有和如何占有紧缺的资源，便成为需求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凡紧缺的资源就必然存在对该资源的掌控者，这些掌控者或者是有关权利机构，或者是对该资源既得的占有者。需求者对紧缺资源的占有，要受制于该资源的掌控方，即掌控方是否给予需求者占有该资源的权利和确定需求者获得权利所需付出的代价，这里存在社会公平性的问题。这种由资源的紧缺性与对资源掌控的公平性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及国民心态，对现实的安全生产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拿当前事故频发的煤矿行业来说，由于煤炭资源的紧缺，使得煤炭的价格不断上涨，这就强化了对煤炭资源开采权利的占有需求。这种需求在正常情况下，只能通过政府有关机构的掌控才能获得满足；但是由于紧缺，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并不能让所有的需求都获得满足，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煤炭资源开采权利占有的不公平，已获开采权的开采者设法排挤希望加入的新的开采者。新的开采者在利益的驱使下，要么收买掌控者得到合法或不合法的权利，成为有开采权的开采者中的一员；要么私自抢夺开采权，非法进行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开采的非法性，开采者只顾短期利益，决不会考虑安全投入，因而事故的风险极大。对于已经合法占有开采权的企业来说，在社会对煤炭需求的强大动力推动下，为了使自己享有的开采权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会倾向于不顾开采能力而忽视安全，超规模生产。

对于其他一般性的生产企业来说，同样要受到资源紧缺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方面要追求对其来说是紧缺的产品市场资源的占有，另一方面又掌控着对从业人员来说是紧缺的工作岗位资源。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的制约，这二者的综合作用可导致企业为使生产成本降低，随心所欲地减少安全投入，以及大量不遵守安全法规、违章指挥等现象的发生。

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紧缺资源的争夺会导致无序化的恶性竞争，并进而引起安全价值观的扭曲，即为了经济利益可以肆意破坏安全生产赖以为基础的和谐社会的公共秩序。

在我国，各种资源的紧缺性是客观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此社会基础条件下，更需要掌握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同时要以文化的手段改变人们的认识，提高遵守社会秩序的素质，尤其是要提高对各种资源掌控者（政府公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而不仅仅是提高普通百姓的素质。

 

基本特征之三：小农经济

工业化经济依赖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需要高素质的从业人员；而小农经济则采取个体分散生产的方式，个人自由安排生产过程，无需组织纪律性的约束。我国虽然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工业经济时期，但是我国仍然属于农业国，国民中也以农业人口为大多数。由于我国缺乏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阶段，因此即使许多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所谓“城里人”，其文化根基仍然属于小农经济。例如，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制约，不喜欢严格按程序制度操作，团队合作精神不强，只要有机会，情愿自己当“老板”等，这些思维方式都带有小农经济的特点。

“人情思维”是小农经济社会里形成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在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往往根据彼此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交往的亲疏；根据交情的厚薄，来把握处理事情的尺度。由此，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又彼此交叉的“人际圈”。人情是维系社会生活的一条重要纽带，熟人好办事、亲戚好帮忙，是人们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人情思维”带入官场，则必然会违背法治的精神而坠入人治的深渊。

当前我国生产领域广泛存在的安全问题，例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组织纪律性不强、人情关系干扰责任落实等现象，与小农经济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上述三种社会基本特征均与安全文化息息相关，这些特征的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安全生产的社会表现为：法治上“制”而不“治”，责任上落实不到位、管理上不规范、投入上能省则省、操作上有章不循等。要想彻底治愈安全生产的这些顽疾，除了采取直接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措施外，更要从根本矛盾入手，用安全文化的武器向传统文化中的制约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形成的不良习俗开战，真正提高全体公民（尤其是各类领导人）的安全素质。

 

安全文化的性质以及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关于安全文化的性质，很多专家学者都作过论述，这里笔者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安全文化所具有的几个其他重要性质。

 

首先，安全文化具有“管理推动性”

安全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大众文化。社会大众文化往往是通过民众的广为流传而积淀下来的，只要不是反对国家主权、制造民族分裂、腐蚀社会道德风气的文化，就无需对其推崇还是制止。安全文化是人们安全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安全行为的准则和引导力量，在各种利益冲突和干扰下，仅仅通过人们自发形成的安全文化，往往不能向着社会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安全文化的发展需要借助管理的力量加以推动。企业安全文化更是如此，它形成于企业内部，为企业员工所共有，可以由企业的组织管理过程加以促进和实施；并且企业安全文化的发展将给企业带来生产效益的增长。

 

其次，安全文化具有“弥漫性”

所谓“弥漫性”，是指安全文化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边界清晰的系统而存在，它深藏于每个人的内心中，表现于每个人的行动上，影响到每一个任务的完成过程，调整着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中都渗透着安全文化的影响；因此，也有人提出安全文化具有“场效应”的特性。

 

再次，安全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

所谓安全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也可理解为安全文化的不易变动性和不宜变动性。与所有文化现象一样，安全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对大多数在其氛围中的人，都有着普遍的影响力。正是这种稳定性，使企业把握安全生产的规律，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对策和战略才具有实际意义。尽管安全文化可以通过管理手段加以推动，但是真正对人产生深刻影响的合理的安全文化，一定要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而强行推动的多变的文化只能让人无所适从，无法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当然也要强调，安全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排斥其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的创新和发展。

 

安全文化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从稍微广义一些的角度看，安全文化自身可以划分为安全物质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和安全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既有其各自的特质特性，也有其相互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安全物质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基础与前提；安全制度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协调与保证；安全精神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核心与根本。

安全文化的三个层面与安全法治、安全责任、安全科技和安全投入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表示（参见题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安全投入要素是安全责任要素和安全科技要素的基础要素，而安全法治要素又是上述三种要素的基础。根据安全文化的概念和性质，安全文化弥漫于这四个要素之中，其中安全物质文化层面主要与安全科技和安全法治、安全投入在物质方面的内容相关，安全制度文化主要与安全责任和安全法治、安全投入在制度方面的内容相关。安全精神文化则属于更深入层面的、各构成要素中最核心也最稳定、最不易变动的部分。安全文化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其他四个要素的实施过程。

综上所述，在推动安全生产“五要素”的落实，将安全文化放在首要位置是符合客观规律和实际工作需要的，因此是正确的。笔者在此还想进一步强调：安全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能指望在一朝一夕就有根本的改观，因此落实安全文化要素一定要有稳定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无论对政府还是对企业，都应如此。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安全工程系  毛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