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文化学看安全文化的科学性
安全文化是具有科学基础和前提的。把安全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认识和研究，是安全文化科学性的重要体现。由于安全文化包涵于一般文化学范畴，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用文化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指导推进和发展安全文化，另一方面，从文化学的科学基础我们可以认识清楚安全文化的科学性。
文化学在世界上兴起于19世纪初，其主要研究任务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人类对这一现象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即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的文化学主要从精神文化即意识形态方面去认识文化现象，它偏重于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的反映——人类的宗教、信仰、思维、心理、语言、艺术等方面的反映。
功能主义阶段：这是20世纪上半叶在功能主义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文化学理论。该理论从社会结构、功能形态、社区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从精神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这个时期，不少学者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认识文化现象。
当代文化学阶段：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这一阶段文化学家们先是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多种现代社会现象，使文化学产生了许多分支——社会文化学、艺术文化学、教育文化学、心理文化学、居住文化学等。这些研究说明了对文化概念、范围的认识不断在扩展。对安全文化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文化学发展的产物。文化学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和外延已发展到方方面面。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已经包括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经济文化、法律文化等各种文化现象。
文化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显然对我们探讨和发展安全文化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从历史文化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确立发展安全文化的认识论。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应认识到：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多彩的内涵，这其中也包涵丰富的安全文化。剖析当前文化学界的三种思潮，我们可以认清和确立正确地发展安全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因此，在研究、建设和发展我国安全文化的实践中，应当倡导“中西合璧”的认识论，通过扬我之长、弃己之短、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来发展中国先进的安全文化。例如要把西方重视人权的安全价值观念与我国以人为本的理念相结合；把西方社会强调安全经济效益的观念与我国重视人的生命意义概念相结合；把国外现代工业安全管理科学模式与中国的传统经验管理方式相结合；把西方推行法制化管理的机制与我国强调行政责任追究的机制相结合；把国际的“三方原则”(政府、雇主、雇员)与我国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相结合。
针对发展先进的安全文化，还要求我们：从狭义的安全概念发展到广义的安全范畴；从控制伤亡事故的目标扩展到人身、财产、环境安全的综合目标；从安全工作和劳动保护事业的层次发展到安全科学、安全工程技术、安全文化的层次；从强调事后处理和管理的方式转变到超前预防的管理方式；从就事论事的经验管理转变到前瞻性的科学管理；从纵向的行业管理转变到纵向横向交叉的立体式综合管理；从只分散地只讲责任、制度、措施的无序化管理转变到方针、目标、计划、实施、审核与评价的程式化体系管理；从单一的行政手段发展到行政、法制、经济、科学、文化的多种手段。
从文化学到安全文化学，显然经历了科学的过渡和桥梁。文化学的科学性与安全文化的科学性是一致的、共同的。
二、从我国古代文明看安全文化的科学性
安全伴随于人类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古老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远古时代，原始人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抵御野兽的侵袭，制造了石器和木器，作为生产和安全的工具。早在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就知道在自己居住的村落周围开挖沟壕来抵御野兽的袭击。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更是我国劳动人民防治水患的伟大创举。公元132年，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为人类认识地震作出了可贵贡献。在生产作业领域，人类有意识的安全活动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时代，当时人类生产从畜牧业时代向使用机械工具的矿业时代转移，由于机械的出现，人类的生产活动开始出现人为事故。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生产中的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安全防护技术随着生产的进步而发展。在公元七、八世纪我们的祖先就认识了毒气，并提出测知方法。公元610年，隋代方巢著的《诸病源侯论》中记载：“……凡古井冢和深坑井中多有毒气，不可辄入……必入者，先下鸡毛试之，若毛旋转不下即有毒，便不可入。”公元752年，唐代王涛著的《外台秘要引小品方》中提出，在有毒物的处所，可用小动物测试，“若有毒，其物即死”。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通过生产实践，积累了许多关于防止灾害的知识与经验。我国古代的青铜冶铸及其安全防护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湖北铜绿山出土的古矿冶遗址来看，当时在开采铜矿的作业中就采用了自然通风、排水、提升、照明以及框架式支护等一系列安全技术措施。在我国古代采矿业中，采煤时在井下用大竹杆凿去中节插入煤中进行通风，排除瓦斯气体，预防中毒，并用支扳防止冒顶事故等。1637年，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详尽地记载了处理矿内瓦斯和顶板的“安全技术”：“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采煤时，“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凡煤炭去空，而后以土填实其井”。公元989年北宋木结构建筑匠师喻皓在建造开宝寺灵感塔时，每建一层都在塔的周围安设帷幕遮挡，既避免施工伤人，又易于操作。防火技术是人类最早的安全技术之一。早在公元前七百年，周朝人所著的《周易》中就有“水火相忌”、“水在火上既济”的记载。据孟元老《东京梦华集》记述，北宋首都汴京的消防组织就相当严密：消防的管理机构不仅有地方政府，而且由军队担负执勤任务；“每坊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负责值班巡逻，防火又防盗。在“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乃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火索、铁锚儿之类”；一旦发生火警，由军弛报各有关部门。中国古代沉淀的安全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的光辉灿烂夺目。
无论是从古代安全观念文化，或是从古代的行为文化中，都充分体现了人类追求安全文化进步的向往，都体现出安全文化的科学性质和内涵。
三、安全文化的科学体系
安全文化具有如下三个科学体系：
1.安全文化的形态体系
从文化的形态来说，安全文化的范畴包涵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精神层，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是安全文化的制度层，安全物态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物质层。
（1）安全观念文化：主要是指决策者和大众共同接受的安全意识、安全理念、安全价值标准。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形成和提高安全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的基础和原因。当前，我们需要建立的安全观念文化是：预防为主的观念；安全也是生产力的观念；安全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安全第一的观点；意识，保险防范的意识；防患未然的意识等。
（2）安全行为文化：指在安全观念文化指导下，人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行为准则、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表现。行为文化既是观念文化的反映，同时又作用和改变观念文化。现代工业化社会，需要发展的安全行为文化是：进行科学的安全思维；强化高质量的安全学习；执行严格的安全规范；进行科学的安全领导和指挥；掌握必需的应急自救技能；进行合理的安全操作等等。
（3）安全管理（制度）文化：安全管理文化是企业行为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因此放在专门的地位来探讨。管理文化指对社会组织（或企业）和组织人员的进行产生规范性、约束性影响和作用，它集中体现观念文化和物质文化对领导和员工的要求。安全管理文化的建设包括从建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制意识、端正法制态度，到科学地制订法规、标准和规章，严格的执法程序和自觉地执法行为等。同时，安全管理文化建设还包括行政手段的改善和合理化；经济手段的建立与强化等等。
（4）安全物态文化：安全物质文化是安全文化的表层部分，它是形成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条件。从安全物质文化中往往能体现组织或企业领导的安全物态文化体现在：一是人类技术和生活方式与生产工艺的本质安全性；二是生产和生活中所使用的技术和工具等人造物及与自然相适应有关的安全装置仪器、工具等物态本身的安全条件和安全可靠性。
2．安全文化的对象体系
文化是针对具体的人来说的，是对某一特定的对象来衡量的。除了对社会一般的大众、公民、学生、官员等都具有安全文化素质的问题外，对于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一般说有五种安全文化的对象：法人代表或企业决策者，企业生产各级领导(职能处室领导、车间主任、班组长等)，企业安全专职人员，企业职工，职工家属。显然，对于不同的对象，所要求的安全文化内涵、层次、水平是不同的。例如，企业法人的安全文化素质强调的是安全观念、态度、安全法规与管理知识，对其不强调安全的技能和安全的操作知识，例如一个企业决策者应该建立安全观念文化有：安全第一的哲学观；尊重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情感观；安全就是效益的经济观；预防为主的科学观等。不同的对象要求不同的安全文化内涵，其具体的知识体系需要通过安全教育和培训来建立。
3．安全文化的领域体系
从安全文化建设的空间来讲，就有安全文化的领域体系问题，即行业、地区、企业由于生产方式、作业特点、人员素质、区域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安全文化内涵和特点的差异性及典型性。因此，从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安全文化涉及的领域体系分为企业外部社会领域的安全文化，如家庭、社区、生活娱乐场所等方面的安全文化；企业内部领域的安全文化，即厂区、车间、岗位等领域的安全文化。例如，交通安全文化的建设就有针对行业内部内部(民航、铁路内部等)的安全文化建设问题，也有公共领域(候机楼、道路等)的安全文化建设问题。
从体系和科学结构上认识清楚安全文化的范畴，对建设安全文化能起到重要指导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保证安全文化科学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