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建设要从娃娃抓起

　　摘要：目前，我国的安全文化正处于萌动时期。为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稳步好转和根本好转，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形势，必须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工作力度。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应当放到青少年身上，也就是要从娃娃抓起。为什么要从娃娃抓起：首先，娃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约占人口总数的46％左右，并且是未来世界的主宰；其次，娃娃是可塑性的最佳期，求知欲和吸收能力最强；再次，娃娃的认知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并将影响其终身。怎样从娃娃抓起：一是安全文化要进校园，进课堂；二是安全文化要进社区，进家庭；三是安全文化要进报刊，进荧屏；四是安全文化要进政策，进法律。

　　主题词：安全文化娃娃认知可塑

　　目前，我国的安全文化正处于萌动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世界，文化的嬗变呈多极的趋势，分类的标准和方法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细化，什么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大众文化、现代文化、主导文化、民族文化、国防文化、商业文化、体育文化、宗教文化、企业文化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相比较而言，在这些文化当中安全文化不能不说还是一条软肋。尽管建立了一些法规制度，多层次的开展安全培训，编辑出版了一批安全书籍和音像制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成立后，适时提出了以抓好“三件大事”为中心的总体工作思路并逐步实施，同时加强安全技术、安全文化的国际交流，每年都有声有色地组织开展“安全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安全管理和安全监察工作的开展。但安全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当前全国的安全文化状况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安全文化的大气候、大氛围尚未形成，特别是安全文化理论储备不足，安全文化的创新能力不强。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形势，促进全国安全形势的稳步好转和根本好转，今后应加大安全文化建设的工作力度。

　　安全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涉及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加强安全文化建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着眼点、着力点应放到青少年和幼儿身上，换言之——安全文化要从娃娃抓起。

　　一、为什么要从娃娃抓起

　　1．娃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其一，娃娃在全球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字，2000年底全世界24岁以下人口30．33亿，占总人口62亿的48．8％(见表1)。中国由于20世纪后期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24岁以下人口仍占三分之一强(见表2)，其他发达国家都占45％以上(见表3)。其二，娃娃是世界的未来，是人类的未来。今天的娃娃，若干年后就是社会的主人或社会的主宰。

表1　1970～2000年世界0～20岁人口单位：百万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载国家教委《教育参考资料》第17、18期。

表2　我国24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①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1983年版；②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4年版。

表3　若干发展中国家少年儿童所占比重(1997)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情报资料社：《1997年世界人口资料表》。

　　2．娃娃时期最具可塑性

　　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piaget，1896～1980)的认知发展论(cognitive—developmenta)，被公认为20世纪发展心理学界最权威的理论。皮亚杰将儿童的认知发展期分为若干个阶段：0～2岁为感觉动作期，2～7岁为前运思期，7～11岁为具体运思期，11岁以上为形式运思期，每一个时期在认知上都有不同特点。他用组织、适应、平衡、同化、调适等术语，来说明儿童心智成长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并阐明儿童是认知发展的最佳期。这个理论告诉人们，儿童的心智成长，既不像遗传论者所说的一切皆来自遗传的决定，也不像经验论者所说的一切得自后来环境的塑造，而是确认先天遗传赋予他生存的条件(如各种生理器官)，以内发的与主动的反应向环境中各种事物去探索、思维、了解，从而获得认知。皮亚杰强调的是儿童自幼即具备内发与主动的求知倾向，从而肯定了教育的功能。应当接受的教育，错过了一定的年龄，不可能重新再来一次。儿童既然生而具备自动求知的倾向，在这个可塑的最佳时期教他们必要的知识，不仅符合儿童的要求，而且在施教中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娃娃的认知将影响终身

　　俗话讲：“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话很有道理。人们都知道，一旦把饭做夹生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如果一开始造成误导，同样是一件难以挽回的事。特别应当强调的是，要改变一个坏习惯比培养一个好习惯难得多。因此教育孩子贵在开始。我记得美国一个叫保罗•麦亚的动物学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大象能用鼻子轻松地将一吨重的行李抬起来，但我们在看马戏表演时却发现，这么巨大的动物却安全的被一条细绳拴在小木桩上。一个小木桩何以能拴住力大无比的大象呢?因为它们自小无力时就被沉重的铁链拴在无法动弹的铁桩上，当时不管它用多大力气都无法挣脱。小象渐渐的就习惯于被拴在桩子上，久而久之，小象长成大象，但只要身边有桩，他总是不敢妄动。这就是从小形成的习惯定势。人也一样，小时候的认知是终身难以改变的。因此，在娃娃时期，适时的教育、灌输给他(她)们关爱生命、注重安全等理念，对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怎样从娃娃抓起

　　1．安全文化进校园、进课堂

　　大学、中学、小学以至幼儿园都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有人称之为“苗圃”，也有人喻之为“熔炉”或“摇篮”。安全文化在这里培育，理所应当，天经地义。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正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从管理体制、教学方法到学习内容、课程设置都有很大变化。就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而言，除过去已有的课程外又增加了政治课、德育课，中学生还增加了性知识等等。但却没有安全知识课、安全健康课、安全文化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无论是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角度看，安全文化都应纳入教育机关的议事日程，列入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普通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使安全文化进校园，进书本，进课堂。中小学的安全文化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学生了解一些自我保护和日常安全的知识，重点要放在培养学生关爱生命、注重安全的意识和理念上，放在培养学生规范生活、遵章守纪的自觉性上，让高尚的品德、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伴随娃娃们的一生。

　　2．安全文化进社区，进家庭

　　社区和家庭是娃娃出生后早期的生活环境。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Iers．vygotsky，1896～1934)特别强调环境对儿童的熏陶和影响作用，并揭示了“由外化而逐渐内化，由外铄而逐渐转为内发”的过程。尤其是家庭，一个人来到世上，命运早就注定你归属一个特定的家庭，这便是他最早的生活环境。当孩子逐渐长大，走向幼儿园、学校和社会以后，家庭仍然是最贴近、最密切，因而影响最深、最重要的环境。因为学校、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性，而孩子在学校和社会学习什么，抵制什么，接纳什么，拒绝什么，很大程度是以其家庭最初给予的是非标准、喜好厌恶为出发点的。孩子的心灵是洁白无瑕的，天真纯朴的，生活在什么环境中，就会被塑造成什么人。正像大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所说：“野蛮产生野蛮，仁爱产生仁爱”。国外有人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进行研究发现，这些获奖者在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并非个个都是天才、神童，半数天资平平，有的还是顽童，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毫无例外的有一个异常优越的家庭教育环境，他们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代精英或是道德高尚、具有远见卓识的佼佼者。家庭不仅对下一代有影响，形成家风以后对后几代都有影响。据报载，在美国有一个叫爱德华的家族，现在已传到第八代，老爱德华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为人严谨勤勉，家风高尚。他的子孙有13位当过大学校长，100多位教授，80多位文学家，60多位医生，还有1人当过副总统，1人当过大使，20多人当过议员。而另一个叫朱克的家族与之相比大相径庭。老朱克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酒鬼和赌徒，毕生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这个家族至今亦已传了八代，其子孙中30多人是乞丐和流浪者，400多人因酗酒致残或夭亡，50多人犯过诈骗和盗窃罪，7人是杀人犯，没有一个有出息的。当然这两个例子有些绝对，但这不是血统论。这个事实说明，家庭、家风以及家族成员的禀性、品格、作风，代代相传，子子孙孙，潜移默化，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当然，孩子能否成才，责任未必全在父母，但家庭和家风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安全文化建设要进社区，进家庭，在社区和家庭营造起浓浓的安全文化氛围。这样，若干年以后，社会上的人才能普遍具有较高的安全文化素质。

　　3．安全文化进报刊，进荧屏

　　这里所说的“报刊”、“荧屏”泛指书刊、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戏剧、网络和音像制品等新闻媒体和宣传工具。这些媒体和工具是文化的载体，知识的海洋，如同巧匠神斧一样对娃娃的塑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和宣传工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因为它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事情，很难用数字表达清楚。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就是2003年春季那场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4月上旬以前，全国人民对SARS及其疫情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言及。当新闻媒体和舆论全面启动以后，到5月上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就迅速形成“众志成城抗非典”的感人局面，“非典”之事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仅是红头文件和会议桌上的“头餐”，也成了平民百姓街头巷尾、饭后茶余必谈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文艺舞台繁花似锦，这勿容置疑。但宣传安全文化的作品和节目却屈指可数，即使零星有一点也显得苍白无力。我国现在“出书热”正在升温，每年出版各类图书几万种，但属于安全文化方面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如凤毛麟角。我国包括中央和地方每年要拍摄和从国外购买电影拷贝几百部，拍摄各类电视片几千部，其中绝大部分是警匪片、战争片、言情片，什么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扬文老部长主政煤炭部期间，曾组织拍摄两部反映煤矿安全方面的电视剧，至今20多年的时间，安全文化方面的作品在荧屏上很少出现。我这里绝不是说现在出版的书籍、演出的剧目、播放的影片社会不需要，而是说今后在新闻媒体和文艺舞台上应当给安全文化一席之地，或随着安全文化产业的发展去抢占一席之地。否则，放弃或忽视这块举足轻重的阵地，安全文化建设很难发展起来。

　　4．安全文化进政策，进法律

　　讲安全文化进政策，进法律，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或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其实不然。首先，安全确实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安全文化建设从娃娃抓起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安全，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当前我国乃至世界的各类事故频频发生，安全状况很不乐观。据统计，1999～2001年，我国因事故死亡36万多人(见表4)，远远超过二战期间(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9•11”恐怖事件和两次海湾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发达国家事故死亡人数也很惊人，尽管工矿企业死亡人数很少，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猛增。据世界劳工组织提供的数字，日本2001年道路交通死亡8747人，美国2001年道路交通死亡4．27万人。1999年全世界因职业危害死亡的人数约110万人，超过交通、战争、暴力和艾兹病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么多的人死于非命，说是“文明的悲哀、科学的不幸”也不为过。

表4　1999～2001年我国各行业事故死亡情况单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