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安全文化评估与企业安全行为的质化研究

　　【摘要】 通过总结国内外各种不同的安全文化概念，归纳分析了国内外较为流行的近10种安全文化建立模式。在研讨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访谈、焦点小组与参与观察，归纳构造了一套共11个维度，总题项为152题的安全文化评估量表。通过对选定企业的实证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安全文化各评核因素及整体安全文化进行预测，并以百分数呈现其整体的安全文化现状水平。通过基于扎根理论的各种质化研究方法，对案例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和企业安全行为进行研究，得到了7点关于企业安全行为的研究发现，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安全文化；评估方法；安全行为；评估量表；扎根理论

    0 引言

    “安全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986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意外(Chernobyl disaster)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咨询组在一份事故报告(NO.75－INSAG－1)当中，认为是核电站内长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而导致错误与违反操作程序，最终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并被视为安全文化不良的直接证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后续的调查报告(NO.75－INSAG－4，1991)提出对安全文化的定义与阐释：“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它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之后，安全文化这一术语逐渐滥觞于各种安全管理研究与事故调查报告中[1-2]。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安全文化赋予不同的定义，造成了研究者之间沟通的麻烦与困难，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安全文化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时代性、地域性、社会性、民族性及其框架形成的复杂性，而我国对于安全文化的量化和质化的研究及实践起步就更晚了。对安全文化的测量依赖于对安全文化的定义，要全面地评估安全文化就必须考虑安全文化的多侧面属性，从而获得更多的关于安全价值观层面上的数据以及价值观背后的基本意会，而最深层的安全文化核心价值观需要一些人类学的规范方法去进行研究，安全文化绝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漂亮的名词而进行宽泛的滥用[2-3]。

    1 安全文化模式及评估方法

    1.1 安全文化的定义

    将过往国内外不同的学者对于安全文化的定义汇集整理，共得到Copper等学者[1,4-6]和徐德蜀、罗云等国内学者[7-12]的21种定义(限于篇幅，安全文化定义汇总表略)，综合以上学者对于安全文化的定义，笔者进行分析、比较和萃取，提出笔者的安全文化的操作型定义：安全文化是组织内所有成员对于安全问题的核心价值观、行动隐含的前提、安全知觉及安全信念的普遍共享与共识，从而具体表现出来的观念、思想、行为、行动与主张的外在表现，并且涵盖了对于安全相关的风险认知、防范措施、责任承担与安全承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主观意愿和积极程度。

    1.2 安全文化模式分类

    在文献[1]研究的基础上，搜集国内外安全专家与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安全文化模式进行初步探讨，归纳出10种主要的安全文化模式[13-17]，并进一步的归纳分类(见表1)。

 表1 安全文化模式分类汇总表

 

    沿用文献[1]和文献[19]中的安全文化模式比较思路，将上述10种安全文化模式的因素进行列表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安全文化模式因素比较

 

    1.3 安全文化评估方法和研究工具评述

    文献[1]中搜集了40份国外及台湾安全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献，经整理发现，采用的安全文化评估的资料收集方式有问卷调查、深人访谈，焦点小组、专家稽核、参与观察等，资料分析所用的定性和定量方法有质化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会话分析、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卡方检验、皮尔逊相关分析、线性结构方程模型等，所用到的工具软件有SPSS.SAS，LISREL，AMOS，QSR Nvivo，Atlas等[1]。

    2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根据研究的主题，决定采取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与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案例企业——广州港集团的实证研究，得出最终的结论。笔者主要采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量化研究，采用深入访谈、焦点小组与参与观察[20-23]等方法进行质化研究。

    2.2 资料分析方法的选择

    2.2.1 量化的资料分析和数据处理方法

    笔者研究课题的调查问卷经过实测后，将所得的数据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采用的统计方法包括：

    1)描述性统计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2)信度(reliability)分析；

    3)效度(validity)分析；

    4)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5)T检验分析(t-test analysis)：检验假设1及假设2是否成立；

    6)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检验假设1及假设2是否成立；

    7)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案例企业员工背景变量与安全文化现状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假设3到假设7是否成立；

    8)多元逐步回归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就案例企业员工背景变量对整体的安全文化现状的预测情形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检验假设8是否成立。

    2.2.2 质化的资料分析方法

    笔者的研究采用扎根理论[24]的研究方法，将所得的各种资料借助ATLAS．ti软件来进行质性资料的分析(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QDA)。在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领域，一个十分著名的方法是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方式(见下图)。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24-26]。

 

    扎根理论的研究程序与技术分析图[该图整理自：Strauss和Corbin(1998/2001)]

    2.3 研究设计

    2.3.1 研究假设(Hypothesis)

    笔者研究的课题拟依循文献[27]所提出的“互动安全文化模式”，深入探讨员工的个人心理层面，用安全文化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广州港集团的企业安全文化其性质与现状。工作安全行为及组织安全系统的部分，则另外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质化研究分析。将研究调查结果导入文献[15]所提出的“安全文化梯级模式”之中，对其进一步分析[1]。

    笔者对于企业安全评估提出了以下8点研究假设：

    H1：企业员工个人背景各变量与企业安全文化各维度呈现显著差异。

    H2：企业员工个人背景各变量与整体企业安全文化呈现显著差异。

    H3：企业员工个人背景各变量与企业安全文化各维度呈现显著相关。

    H4：企业员工个人背景各变量与整体企业安全文化呈现显著相关。

    H5：安全自评与安全文化各维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H6：安全自评与整体安全文化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H7：安全满意度与安全文化各维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H8：安全满意度与整体安全文化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2.3.2 安全文化评估量表的编制

    安全文化评估量表的编制是参考国内外相关的安全文化文献，在文献[1]10个维度的安全文化量表的基础上增加了“安全认知”维度，并在“安全态度”维度上用Dedobbelee，Beland，Williamson等人的量表[28-29]替换了袁宇熙[1]原问卷的题项(安全文化的11个维度的操作性定义省略)。整份量表还通过深入访谈等形式，增补其内容，并通过焦点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和收集建议，以进行量表的修订。安全文化评估问卷各维度及题项摘要表如表3所示。

表3 安全文化评估问卷各维度及题项摘要表

 

    笔者研究的课题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收集部分数据资料，整份问卷共11个量表151道问项，采用Likert5点尺度量表法加以衡量。企业员工个人背景变量包括：

    ①性别； ②年龄；

    ③教育程度； ④服务年限；

    ⑤部门； ⑥职位；

    ⑦工勤状态； ⑧安全经历；

    ⑨安全自评； ⑩安全满意度。

    该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案例企业——广州港集团员工中按单位和业务部门来发放调查问卷。

    2.3.3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

    该项研究的质化研究资料包括：深入访谈的录音文字稿，各种安全记录、图片和表格，事故分析报告等材料。共对包括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安全管理监督人员、中层管理者共计2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文字稿等所有资料进行编码，用ATLAS．ti5.0软件进行处理分析。共计进行开放性编码1521条，主轴性编码356条，选择性编码53条(注：限于篇幅，3类编码表省略)。

    3 广州港集团的实证分析

    3.1 安全文化评估调查问卷数据的量化统计分析

    利用上述所列的资料分析方法，将所回收的以调查问卷形式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将实证结果加以分析、归纳和解释。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580份，其中有效问卷576份，有效回收率为96%。

    该项研究的样本结构分析(统计结果表略)，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表略)，如表4所示。

表4安全文化评估工具11个量表的信度、效度分析

 

    结果表明，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较为理想。修订的几个量表的仅信度值和总量表的信度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好，KMO及Bartlett检验都符合要求。

    广州港集团员工背景变量的回收数据的独立样本的T检验和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及Tukeytest事后比较分析在安全文化各维度上的统计分析的共8个汇总表(限于篇幅，故省略)。

表5 广州港集团员工不同背景变量在安全文化上的差异的统计分析汇总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员工背景变量中以“年龄”变量对安全文化各维度出现的显著差异性最多，共有5个维度呈现出显著差异，并且对整体安全文化也呈现出显著差异。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假设1的分项中只有“年龄”部分成立；“性别”完全不成立，其余小部分成立；假设2的分项中只有“年龄”成立，其余都不成立。

    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分析广州港集团员工背景变量与安全文化现状之间的相关性，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广州港集团员工背景变量与安全文化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年龄”在安全文化中有5个维度呈现显著相关，而其中又以“安全承诺”、“学习与变革”和“环境与设施”呈现高度负相关；(其余类推)。

    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分析广州港集团员工的“安全自评”和“安全满意度”方面在安全文化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安全自评与安全满意度与安全文化各维度的相关分析表

 

    从上表得知，“安全自评”在安全文化大部分维度上都呈现负相关但仅有“安全态度”呈现显著性。

    从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假设3中，除“年龄”、“服务年限”和“部门”大部分成立，“性别”不成立外，其余几项都是部分或少部分成立。假设4中，除“年龄”、“服务年限”和“部门”成立外，其余都不成立。假设5和假设6都不成立，假设7有6点成立，假设8成立。

    以广州港集团员工背景变量为自变量，安全文化各维度和整体安全文化为依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统计(限于篇幅，安全文化各维度的参数估计摘要表共11个表省略)，如表8、表9所示。

表8 广州港集团员工背景变量对整体安全文化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摘要表

 

表9 广州港集团员工背景变量对整体安全文化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员工背景变量对于安全文化各维度和整体安全文化的预测力是不一样的，最具正向预测力的员工背景变量为“安全满意度”，在安全文化的6个维度上及整体安全文化上具有预测力(其余类推)。

    3.2 整体安全文化水平的计算

    经过问卷调查及资料分析后，利用安全文化评估量表分析得分数(见表10)，来展现案例企业——广州港集团的安全文化现况，在安全文化得分数中，总分以100分为计算总分，计分标准：以各维度的平均数以20倍的倍率放大换算成统一的衡量分数。

表10 广州港集团安全文化得分汇总表

 

    注：限于篇幅，管理层和普通一线作业员工的安全文化得分比较分析省略。

    评分标准：60分以下为“不良”；61～70分为“尚可”；71～80分为“中等”；81～90分为“良好”；91～100分为“优秀”。从以上数值可以看出：

    1)最高分为“环境与设施”，这说明广州港集团对于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硬件设施上是舍得进行投入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2)最低分为“学习与变革”，这说明广州港集团组织氛围在安全方面极为保守，学习精神不足，普通员工对于安全建设的参与精神不足，对于主动提出安全建议裹足不前，管理层也不具备变革的精神和魄力。

    3)得分同样比较低的有“安全训练”与“沟通与通报”，这说明广州港集团的三级安全教育及其他安全培训效果并不理想，员工普遍的满意度和参与感不高；广州港集团在组织的垂直沟通和水平沟通中，安全信息传递不畅，达不到互动的效果，安全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效果不佳。

    4)得分相对较高的有“安全参与”和“领导与监督”，这说明广州港集团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对于加强安全建设是比较支持的，员工对于参与安全事务的意愿还是比较高的；广州港集团组织各阶层员工对于安全领导与监督制度的执行是比较重视和积极配合的。

    5)广州港集团的整体安全文化得分为74.27，属于中等水平。

    3.3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化研究发现

    通过对案例企业——广州港集团的各种资料的编码分析，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笔者得到了以下几点研究发现：

    1)企业为削减成本，将大量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高的工作分包给一些农民工队伍。他们的安全意识较低、上岗技能不足，为企业的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人们多数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这部分人员的岗位技能和安全的培训工作，不应全部甩给企业去承担。

    2)大量的“三违”现象和“习惯性违章”并非如很多研究所断定的，那是一种员工的冒险行为，而主要是员工的认知性偏差，并且这种现象没有有效地受到来自群体规范的压力，自然不会产生遵从行为。

    3)大多数的违章者对于所犯过错进行的是情景归因，较少进行性格归因，并且由于存在认知不协调，人们往往在心理上进行自我辩解。

    4)企业进行的三级安全教育效果并不理想，缺少互动，大多数安全培训流于形式，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许多企业领导下意识地把安全教育当作一种精神体罚手段来使用。不少员工包括企业的领导层对于安全的态度的改变仅仅是停留在遵从的阶段，而没有达到认同和再进一步的行为的内化阶段。

    5)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到安全生产方面，较少能实现“数目字管理”，在安全绩效方面，量化的指标很少，并且企业普遍忽视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的使用。

    6)人们普遍认为，日常的许多“安全大检查”，提前做通知，提前做迎接检查的准备，很少能真正发现问题，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7)在安全观念的人际传播上，案例企业组织中的友谊网络、信任网络、咨询网络和情报网络对安全观念的传播无正面影响。

    (注：由于笔者是质性研究的初学者，对于方法的掌握水平有限，跳跃性的思考和脉络式的思考无法有效结合，找出译码间的相关联的关系异常困难。)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企业安全文化评估与企业安全行为的质化研究，经总结归纳，有如下结论：

    1)笔者在汇集研究国内外安全文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全文化的操作型定义，见论文1.1；

    2)分析和研究国内外40余份安全文化模式，总结归纳出10种，按安全文化观念分为4类，并对各模式因素进行了比较；

    3)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企业安全文化评估方法，给出一套11维度152题的安全文化评估量表；

    4)通过问卷数据的量化统计分析和整体安全文化水平计算，对广州港集团安全文化现状进行实证分析，获得较为客观的结论和有益的启示；

    5)运用“札根理论”对广州港集团安全文化现状进行质化研究，笔者发现了集团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7个不足之处；

    6)案例企业——广州港集团的企业安全文化现况评估调查结果，其水平大致符合文献[27]所提出来的“安全文化阶梯”模式中的第三级——“计算的文化”的结果。

    依据企业安全文化评估及企业安全行为的质化研究成果，结合广州港集团企业安全文化现状实证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持续地进行安全文化现况的调查，随时掌握企业安全文化动态。

    2)不断加强企业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的安全承诺，强化相互之间的互信基础。

    3)肯定员工在注重安全方面表现，维持积极的安全态度。

    4)改进员工的安全训练课程，并适时评估安全训练课程是否符合实际的需求。

    5)适当授权，设法让企业各阶层的员工自发性地参与安全相关事务。

    6)企业应积极研究、规划适当的安全奖惩制度，建立有赏有罚的整体制度。

    7)畅通沟通渠道，相互分享安全相关的想法和意见。

    8)培养安全学习精神，塑造变革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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