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人类得以延续和社会得以发展和基本条件。寻求安全是人的一种与生俱存的本能。安全文化是人类社会在保护其自身发展中自然形成和不断更新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以安全为目的，以减灾为手段的"安全文化"，不仅渗入到人类社会的观念、意识、法律、规范等各个方面，而且具有新的内涵和外延。本文从国际减灾、城市减灾、地震减灾等几个有关减灾的侧面，进一步探讨减灾与安全文化的关系，并就减灾对策问题谈一点建议。
一、"国际减灾"：大势所趋
全球自然灾害已呈现出逐年加剧的趋势。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1965～1990年期间，自然灾害和年平均频度为186次，年平均死亡人数为1.44万人，年平均受伤人数为1.2亿人，年平均直接经济损失达136亿美元。到了1992年，再统计1990～1992年间的情况，灾害的年平均频度上升为409次，年平均死亡逾8.5万人，年平均受伤逾5.04亿人，年平均经济损失高达5032亿美元。这就是说，不过几年的光景，全球灾害频度2增加倍，死亡人数增加6倍，受伤人数增加4倍，经济损失增加37倍！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世界真的发疯了似的被卷进无底深渊？人类的生存遇到了挑战。可悲的是，受害者是人类，而制造这种悲惨局面的也是人类。能够悬崖勒马吗？能够奋起迎击和扼制住这场不堪设想的结局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联合国要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发起了一人涉及全球的《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的活动。
这是人类首次大规模地向自然界，其实质是向人类自身发起的"自救"运动，一次自觉的，然而又是被动的全球大行动。这是大势所趋。
中国的灾情与全球的灾情基本一致。
以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例，50～60年代，提高至400～600亿元；90年代，已达900～1000亿元，几乎占全国财政总投入的1/5。另一方面，中国死于非自然因素的人数急剧增加，已经达到和超过了因自然灾害和死亡人数。1993年全国工矿企业、交通、民航、铁路、船舶及火灾事故，造成95115人死亡，其中交通事故为63508人，因工死亡19720人，火灾死亡2467人，这三项总和占总数的90%。一个人死亡，意味着3～5个人受伤，还意味着几个家庭几十人在心理上和经济上蒙受损失。
这说明，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并不安全，死神的阴影时时笼罩在全球的上空。国际社会提出一个十年减灾规划，既是对全球灾害现状的清醒认识，也是对人类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实事求是的估计。第一，承认有灾，并且十分严重；第二，承认只能减灾，尚不能防止灾害的发生。"人定胜天"，在目前全球的经济实力与人类科技水平情况下，这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理想，更不应成为指导我们制定防灾政策的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人类关于安全方面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对"安全"及其防范的能力总算有了科学的认识。这是人类的进步，这是人类对灾害的认识从盲目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有人说，人类的安全受到这么大的威胁，才提出"减灾"这个战略性指导思想，是否太晚了？"亡羊补牢，时犹未晚"，更何况，目前能真正觉醒，认识到，并从行动上真正去"补牢"的人，还是少数。中国政府对国际减灾十年活动持积极态度，不仅成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的政府减灾机构，而且动员了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的力量，把防灾减灾摆放到重要位置。现在，各地正在制订减灾2010年规划和"九五"计划，并且，遵照江泽民主席关于"经济发展与减轻灾害一起抓"的思想，将纳入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蓝图中。
二、"城市减灾"：重心所在
城市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以北京市为例，这是一座有3000年建城史和800年建都史的世界级大都市，历经燕、辽、金、元、明、清、民国和现代，城市又进一步"集成"和"浓缩"。据1994年4月统计，北京城区面积仅占全市的4.5%，却集中了全市62%的人口，85%以上的财富，拥有4000幢10层以上高楼，120 m2的地下设施，1万余km的地下管线（上下水、煤气和天然气、电力、通讯等）。这种人、财、物的高度集中，固然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的高效益和高速度；但同时，伴随这种集中，也带来城市灾害的高强度、高频次、高损失。因此，城市成为现代文明的"负面"所造成的新的破坏极其巨大、极其广泛、极其深远，真正的灾害之源。隆福大厦一把火，不仅烧得上千万元财产，而且搅得北京市政府半年"直不起腰"；一场每小时降水量仅80mm的暴雨，可以让三环路、四环路积水成灾、交通中断，让市长坐卧不宁；更不要说，倘若在北京附近发生象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地震那样的地震冲击了。
城市是一座十分脆弱的人造生态系统。暴雨、地震、火灾和瘟疫，四大灾害时时刻刻威胁北京市1000万居民的安全。
城市安全的最大威胁，有自然因素，还有人为因素。城市发展离不开水和电（动力）。北京的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这两盆"保命水"，没有不行，蓄留太多也不行，一旦水区骤降暴雨，洪水一时流泄不通，就会造成库坝和库堤决口，直接危及城区。而作为动力源的电能，除煤炭、石油和水力、风力作为驱动外，深圳和上海等地区相继建成核电站。据核工业最发达、技术最成熟和北美和西欧的统计，这项能源技术并未达到可靠和安全保障。80年代乌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成为笼罩在人们心理上的乌云至今没有散去。
城市安全，尤其是现代化大城市的安全问题，应有一套完善的防灾、减灾、救灾制度和措施。发达国家的河道设防标准，一般为200年一遇，但北京现为10～20年一遇；城市的道路占有率（作为救灾和疏散通道），巴黎、伦敦为23%～25%，华盛顿为43%，而北京仅为9%；以消防人员到达火情报告现场5分钟和责任区范围4～5km2为准，北京需要150个消防队，现在仅有35个。
城市文化多种多样，北京是一座文化古城，古都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可是，人们谈论最多的古都文化，大多是吃文化、茶文化、居室文化等等，却很少有人谈安全文化；皇宫几次被雷击、永定河几次被迫改道，似乎皇上照旧当皇上，北京恭王厂爆炸至今是个谜，直到今天，北京火车站的广告牌被大风刮倒，京西的卷风曾卷走北京老百姓赖以过冬的大白菜，有多少人在考虑这些不安全因素呢？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内容纳进北京人的文化生活呢？
加强城市减灾，确保城市安全，成为当今世界十分瞩目的课题。作为文化古都北京，更应在安全文化方面作新贡献。
三、"地震减灾"：人心所向
地震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极大的小概率巨灾事件。目前，人类对这一灾害的认识还很不够，地震预报没有过关，同时地震设防又十分薄弱，人民的生活、生产没有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工作呢?
1996年是我国河北邢台地震（3月22日）30周年和唐山地震（7月28日）20周年的祭年。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人们，自然有他们祭奠亡灵的方式，作为从事地震工作的老兵，更应从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角度，即从文化层面上回忆地震工作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1966～1975年）。这个阶段以1975年2月5日的辽南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为高潮，头脑很热，认为"地震预报的坚冰已打开"，形成带有时代特征的"专群"结合的队伍和"土洋"并举的设备，却捕捉不到真正的地下信息。
第二阶段（1976～1985年）。1976年唐山地震的漏报，给地震工作者开了一付清醒剂，认识到地震预报的难度，开始醒悟到这条道路的漫长。"科学的春天"回到地震工作的大地，拨乱反正，把重点放在震源机理、前兆识别、地震监测等科学研究项目上来。
第三阶段（1985～1994年）。这个时期，由于与经济建设结合，诱发地震（水库、矿山、石油学等）和工程地震研究得到发展，反过来加深对天然地震的认识，地震领域的监测、遥测、GPS技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得到就用。
第四阶段（1995至今）。这个时期，把地震工作的重点定位在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上，由单一的专业队伍扩充到地方政府部门，由单纯预报转入全面预防，并首次提出全国地震减灾10年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在10年时间内，优先使60个大中城市具有抗御6级地震的能力。从此形成一支由地震部门、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组成的地震队伍。
回顾这四个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到：地震工作的发展虽然离不开国内外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但它的发展依然保持自已固有的规律，外界环境和条件只是给发展提供一种"外衣"，并不能赋予实质性内容。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际减灾"的大环境相应，地震工作也从盲目和盲从性转入科学轨道，并与世界接轨，似乎在认识上有这样一些重要转移。
由地震是纯自然科学，到认识地震科学的社会性，并视其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从而出现地震社会学、地震保险、地震经济学等新领域；
由过去在农村地区以发动农民搞单一的地震预报，扩展到以城市地震工程和地震生命线工程为主，包括城乡在内的地震防御体系；由以短临预报为目的的地震前兆研究，发展到包括地震预报、大震速报、大震应急和震害评估工作的全方位规划； 由对几个实验区的封闭式监测，进入对60个大中城市的抗御6级地震能力的提高；由单纯引起先进技术，只面对技术，转入面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由单一的地震防御工作，扩大到以地震为主体兼顾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等多种灾害的综合防御。很多地方省局是地方灾害防御协会的牵头单位就说明了这一点；由单纯天然地震预测预报工作，扩大到人工诱发地震、工程地震等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作。
这一切转变，归根结底是认识和观念上的转变都可以上升到安全文化的层次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