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国民安全文化教育体系——对汶川大地震灾害的思考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8.0级强震撼动了中华大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有效、有利的地震救灾工作，也启动了所有部委应急预案。而在大自然突发的灾害面前，人类的脆弱性还是无奈地显露出来。我们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灾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物质丰富、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仍然无法避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多难兴邦、防御优先都在告诫国人，要从一次次的灾难中吸取教训，早有准备，早做预防，早锤炼起防灾减灾、自救互救的能力素质，就能在每一次劫难到来时，有应对之策。

　　在四川汶川大灾、同胞携手共渡时艰的关键时刻，写作本文旨在从安全预防文化方面，向国民讲述一种应急文化建构的思路，其含义不仅是鼓舞灾区公众积极应对灾难，也是告诫各级管理者必须在平时加大防灾减灾安全文化教育的力度。

　　一、建立安全文化教育体系的必要性

　　正视两个“100万”。32年前的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对于中国唐山大地震，国外学术界一直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自然巨灾。虽然一个个叫“震生”的孩童已步入而立之年，但人们能有所记忆的仅仅是1986年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钱钢先生发表的报告文学。在其后一些年份的“7.28”，多数媒体对这样一件大事却基本保持了令社会各界十分尴尬和有害的沉默。面对一次次的事故、灾难，我们发现最弱的是国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对于曾经的中国灾情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对于今日“5.12”最惨痛的一天，我们该正视中国的“两个100万”。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使100万人口的城市倾刻间变成废墟。同样，2004年，全国有100万个家庭因事故遭遇不幸。2004年，有70万人因事故伤残，再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2004年，因事故伤亡的就达100万人，也即一年中有100万个家庭因事故导致不幸。2005年6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布了一组惊人数据，暴露了城市的脆弱性。2004年，全国GDP达到13.6万亿元，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事故，1亿GDP死亡1人。全国人口有13.2亿人，也即每1万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死于事故。

　　反思我们在安全文化方面的差距，是进行安全文化教育所必需的。不同的生命价值观导致对安全文化不同的态度。如西方人有惜命如金、珍视健康的生命价值观，这与以往中国人推崇“不怕苦，不怕死”，将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形成鲜明对照。再有，不同行为的文化自律性也导致对安全文化不同的态度。中国人从古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频发“三违”现象的根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应当虚心学习国外先进做法，加强自律性，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我们应当认识到，“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我们过多地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就会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显然，在安全技能方面，我们也应当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如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我们现在仅仅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是远远不够的。从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几十万人参加的近千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都还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展开国家层面的“国难”纪念活动。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到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次灾难。国务院发表公告，从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以如此隆重的方式来纪念灾难中逝去的生命。我以为，在全国哀悼日之际，也要确定并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要抓住每一次大灾时机，做深做透国民的安全文化自护教育活动。大地震更要唤醒国人高举“科学减灾”的旗帜，客观地对灾情完成从预警、防范、救援、抢险、恢复生活的全过程。

　　二、安全文化教育的基本问题

　　建设安全文化思想的提出，使人类在实现安全生存和保障城乡安全的行动中，又增添了新的策略和方法。安全文化建设除了关注人的知识、技能、意识、思想、观念、态度、道德、伦理、情感等内在素质外，还重视人的行为、安全装置、材料、环境等外在因素和物态条件。在人类社会的安全策略、思路、规划、对策、办法具体行为过程中，用安全文化建设的理论来指导，其意义在于：

　　（1）从安全原理的角度，在“人因”（人的因素）问题的认识上，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对于预防事故所采取的“人因工程”，在其内涵的深刻性上有新的突破。如过去我们认为人的安全素质仅仅是意识、知识和技能，而安全文化理论揭示出人的安全素质还包括伦理、情感、认知、态度、价值观和道德水平，以及行为准则等，即安全文化对“人因”安全素质内涵的认识具有深刻性的意义。

　　（2）要建设安全文化，特别是要解决人的基本人文素质的问题，必须要对全社会和全民的参与提出要求。因为人的深层的、基本的安全素质需要从小培养，全民的安全素质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这就使得对于实施安全对策，实现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的安全目标，必须是全社会、全民族的发动和参与。

　　（3）安全文化建设具有的内涵，既包含安全科学、安全教育、安全管理、安全法制等精神层和软科学的领域，同时也包含安全技术、安全工程、安全环境建设等物化条件和物态领域。

　　建设安全文化的目的是提升社会和全民的安全素质，这对于提高人类的安全生存水平及保障能力具有基础性意义和战略性意义。在人的安全素质中，安全观念文化是最根本和基础的，而领导者和决策者的安全素质又是重中之重。因为安全观念文化是管理文化、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的根本和前提。政府管理者在现代城市应建立的安全观念有：安全第一的哲学观；安全也是生产力的认识观；安全表征人类生存质量的效益观；安全具有综合效益的价值观；设置合理安全性的风险观；人与环境协调的系统观；本质安全化与预防为主的科学观；遵章（法）守纪的法制观；珍惜生命与健康的情感观等。

　　安全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它包含的对象、领域、范围是广泛的。也就是说，安全文化的建设是全社会的，是“大安全”的意思。因此，它要求我们从更大范围来认识安全文化。安全文化的范畴可从如下角度划分，从文化的形态来说，安全文化的范畴包含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精神层，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是安全文化的制度层，安全物态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物质层。

　　实践证明，当前最缺少的是培育安全应急的执行力文化。执行力文化，是保障安全有效执行的价值观念、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安全的执行力文化必须从严抓起，要做到严密实施、严厉检查、严肃奖惩、严格落实，离开了“严”字，再好的机制也是一纸空文。要加大违章的处罚力度，使其不敢违章，不敢违规，安全管理宁听骂声，不听哭声。要用铁的手腕，铁的纪律，铁的面孔来抓安全生产，做到规范管理、标准作业、遵章守纪、奖惩分明，防止执行力层层递减，形成“教育使其不为，制度使其不能，奖励使其不怠，严惩使其不敢”的安全文化氛围。国际组织强调防灾救灾的“自救、互助和公众帮助”三原则，自救意味着每个人要帮助他们自己，互助意味着当地社区要帮助其居民，而公助则更多地体现在系统化的安全策略之中，它可能不是及时的，但往往体现了最重要的安全文化政策及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