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作为组织文化的一个分支已经在医疗临床、核工业、电力行业、石油化工业诸多行业都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建设。航空业同样作为一个高科技、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也在建立自己特有的安全文化。众所周知，飞行安全直接关系着一个航空公司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所以航空公司一直把安全摆在首位，安全源于“人――机――环”这个整体的系统的正常运作，即飞行员熟练的驾驶技术和规范性的操作、可靠性很高的飞机以及良好的客观飞行环境。随着飞机的可靠性和飞机各系统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机械故障带来的事故一直在减少，而从事故原因分析统计中可以得出，现代航空事故原因中，70％――80％的事故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得，也就是说现在更多的航空事故与“人为因素”（human factor）有关。这就使得飞行人员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航空公司的所有工作最后都集中在航班飞行上，飞行人员更要牢固地树立“安全第一”思想。然而，这种思想的获得是源于整个公司对安全的重视、强调，对安全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这些都是文化内涵的体现。所以，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文化是安全的根本影响因素。安全文化建设成为航空公司安全管理成功与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健康的航空安全文化不但可以规范个体的安全行为， 而且可以引导民航组织进入有序的、可持续性的良性发展状态。本文对航空安全文化的定义、内涵、国内外进展情况进行了系统介绍和分析,以便对该主题有更清楚的认识。
2.航空安全文化的定义
文化通常被描述为“人们拥有的观念、习惯、技术、艺术、工具、制度等等”，[1]关于文化的分类有很多，从宏观的角度文化一般被分为传统文化、组织文化和职业文化三大分支，其中安全文化主要受组织文化的制约。组织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定义为“一个用共同的价值观、责任、信仰和标准维系组织成员之间关系的系统” 。[2]实际上，在“安全文化”这个术语出现之前，大量的事故进行事后分析发现，可以因组织文化的不同将事故进行归类。然而从组织文化角度对事故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开始时期可以追溯到1986年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泄漏事件。“落后的安全文化”（poor safety culture ）被国际原子能组织（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核能委员会认定为此次事件中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从那时起，安全文化一直在其他主要的安全事件的事故询问和分析中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被讨论。航空业对安全文化的关注源于1991年美国国内的一场民航空难，之后，1997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召开的国家运输安全会议上安全文化成为独特的最显眼的主题被提出来。此后，安全文化在宇航事故中也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包括最近的哥伦比亚号宇宙飞船失事。
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多层面性，致使作为组织文化分支之一的安全文化的定义在不同的组织也体现出其具体特殊性，谈到“安全文化”就不得不谈“安全氛围”这个与之伴随的一个概念，安全氛围的概念早在1980年Zohar通过实证研究提出，[3]在1986年“安全文化”概念提出之后，两者更像是双胞胎，每个研究都要将其进行说明，但随着研究越来越细致，两者的关系也日渐明朗，其中最形象的一个比喻是Douglas A. Wiegmann等人在2004年的阐述，他们认为“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类似于人格心理学里的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 states）和心理特质（psychological traits）。换句话说，人的行为受能引起心理反应的环境因素（例如，饥渴或焦虑）和具有持久性的人格特征（例如，外向或内向）两方面的影响。但是，对个体重复的观察或反应的结果需要用他的持久性人格特征来解释，而不是依靠因具体的环境因素引起的暂时状态来解释。[4]
在航空领域，关于安全文化代表性的定义有：航空安全领域的研究权威Merrit 和 Helmreich在1996年提出的“文化是个体和自己所在团体里的成员共同分享的特定的价值观、信仰、礼仪、符号和行为，这些共有特征尤其在和另外一个群体作比较时表现出来。”[5]在1998年，进一步阐述到“个体通过把对共同的安全重要性的信仰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中，以及对‘每个成员愿意支持组织的安全规范和为了共同的目的支持别的成员’这种观念的理解。”[6]Eiff（1999）认为“安全文化存在于一个组织内部，在这个组织里，不管员工的职位如何，在预防事故发生时采取了行动，这个行动就应该被组织支持。”[7]虽然每个研究者有其对航空安全文化的理解，但是航空公司更像是大学和医院这样的组织，而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因为组织的核心是由大量的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和有专业知识支持的飞行员组成的。还有需要注意的是飞行员是有着大量与众不同独特文化的群体，因为其工作环境特殊，经常是在空间隔离的状态下进行，工作强度大且责任重大，社会外界对其的了解也不多。所以具体的研究定义虽然有差异，但是主体思想是一致地，反映安全文化在航空业的体现，即 “航空安全文化是航空组织和其成员所特有的共同特征的集合，通过内在的信仰，价值标准、意会以及外在的规范、仪式、标志和行为体现出来。
3.航空安全文化的内涵界定
对航空安全的内涵的界定每个研究因实际情况都有差异，即有其具体的内容维度界定。例如Patrick Hudson 在2001年对航空业组织的安全文化进行论述时总结出安全文化有四个维度：广而告之，安全文化在组织的每个层面都被熟知。信任性，安全文化在组织的每个部门都被信任。灵活性，在一定条件下，安全文化可以适当的变化。警惕性，安全文化具有警惕性，对组织的不安全的现象具有预测性。[8]这个文化维度的确立建立在Jim Reason (1997)提出了一个注重安全文化的组织的特性的基础上，他认为一个注重安全的组织应该具备明确性、警惕性、合适性、灵活性、学习性的特性。John A.Flannery（2001）也认同Jim Reason的安全组织的特征：但他和Patrick Hudson的安全文化维度稍有不同，认为航空安全文化包括广而告之的文化、报告文化、灵活性的文化、学习型的文化四个维度。[2]Fleming 2000年指出了安全文化的有管理承诺和组织透明度、组织沟通、生产效率和安全的权衡、学习型组织等10个成分。[9]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1992年指出良好的安全文化有以下的因素构成：①高级管理层注重安全②全体职员理解工作场所内的危险③高级管理层愿意接受批评并以开发的态度对待对立的意见④高级管理层培养一种鼓励反馈的氛围⑤强调有关安全信息沟通的重要性⑥对现实的、可利用性的安全规则进行发扬⑦确保员工受过很好的教育和培训，保证员工非常理解不安全行为的结果。
目前主流的观点的是Douglas A. Wiegmann（2004）等人[4]提出的航空安全文化的维度，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一个组织的高层管理在促进组织安全文化发展方面一直被认为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个维度和很多研究的结果都一致。[10][11]②管理参与（management involvement），通过日常的接触可以在高层管理、中层管理和员工之间进行对安全的看法交流，从而进一步影响员工按规范操作以及安全操作实践的程度。③员工权限（employee empowerment），错误可以定位在组织的任何一个层次，然而，一线的员工（例如飞行员）经常扮演防止错误发生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样对防止事故发生也是这样。④奖励系统（reward systems），组织安全文化的一个关键组成成分是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里，安全和不安全的行为都要被评价，而且，根据这些评价结果的奖赏和惩罚具有一致性。⑤报告系统（reporting systems），“一个真实的安全文化的基础是它是一个报告文化”。[7]一个有效和系统的报告是在事故发生前定义安全管理的弱点和不足的要点，在事故发生之前，组织前摄性学习的能力和自主性，以及根据指标和相近的过失的基础上调整行为对改善安全至关重要。
4.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进展
4．1国外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进展
航空安全依次经历了关注机械故障的技术时期；技术瓶颈不断消除但人因错误导致事故的时期；人和技术交互作用导致事故的社会技术时期；到现在的组织文化时期。同时伴随的是航空安全文化经历的五个阶段：[12]对安全文化不闻不问的病态阶段（Pathological）；开始关注安全文化的反应阶段（Reactive）；设有处理安全问题系统的计算阶段（Calculative）；预防安全问题的前摄阶段( Proactive )；有了安全意识的自觉生成阶段 (Generative )。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国外关于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
（1）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的安全文化的内容的界定清晰明确，涌现出很多关于安全文化的理论模型。
（2）研究思路明确一致，即研究者们阐述了构成安全文化的变量，然后进一步探讨了安全文化与安全行为或与安全绩效的关系。
（3）研究层次日趋细致化，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对其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进行，所以也就导致了安全文化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多元性，例如研究对象，在航空业已经具体到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量表对其进行测量，空管、地勤、机务和机组，每个具体的部门有其具体的关于安全文化所侧重的内容，研究的维度也就有所差别。
4．2国内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进展
从以往的研究文献和相关报告中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对于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体系形成阶段，基本上都是进行概念的阐述和关于安全文化方面的经验总结，通常以事故案例中汲取的经验和思想上的警惕说教层面来反映折射安全文化。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经验总结和公司制度规范，定性研究方面。总结起来有三类代表性的研究思想，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航空安全文化发展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用于具体实践的安全文化的建设策略。
第一类是徐德蜀、高杨、刘汉辉为代表：[13] [14] [15][16]采用历史唯物、辨证唯物的观点，通过回顾民航发展的历史，总结了不同时期我国航空安全文化发展状况，指出民航安全的关键在于落实“安全第一” 的思想，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在分析当时的飞行事故后提出。同时提出应大力弘扬东方文化传统,积极吸取西方安全科学技术成果,推进民航安全文化的建设。第二类是以霍志勤、林明华为代表[17] [18][19][20]，他们在给出航空安全文化定义、结构的同时从预防事故的角度详细地提出了航空安全文化建设的策略。第三类是以高云为代表，[21]他认为，中国民航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是中国民航安全文化的雏形，然而中国民航真正提出安全文化建设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目前国内航空公司的安全文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以及目前航空公司安全文化方面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并指出航空公司应该从人性化角度建立积极的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对航空安全文化的定量研究尚处在起步探索阶段，2005年游旭群等人[22]率先采用飞行管理态度调查问卷2.0（国际版）对来自国内四大骨干航空公司174名航线飞行员测试，对测试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了组织信任度、工作满意度、交流协作、权力梯度、风险意识、自动化依赖和自动化认识等七个表征现代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
5.启示与展望
因为生命的不可逆性，安全文化受到每个行业的关注，特别是像民航业这样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事实一再确定加强航空安全文化建设，有利于员工树立正确的安全生产观，有利于增强系统安全防范意识，实施预防型安全生产管理，有利于健全安全生产组织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时，研究结果也不断证实安全文化不仅是全面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的根本的途径之一，也为航空公司安全管理效能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和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相比，本土化的航空安全文化研究还不成熟，需要从基础研究做起。文化是一个群体特征的区分标志，它和科技不同的地方在于没有可复制性，只能借鉴学习、进而建立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另外航空安全文化建立的根本目的是预防飞行事故或事故症候的发生，提高飞行绩效，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探明安全文化和安全飞行及安全绩效之间的关系之后，进而建立安全预警机制，最终提升航空公司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