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险认识看安全文化差异

　　美国人良好的公德似乎总被中国人羡慕，譬如说，美国人很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闯红灯。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美国，闯不闯红灯还要看是车是人，无论何时，汽车都不能闯红灯，但行人却有闯红灯的“绝对自由”，比如，在纽约这样拥挤的大城市里，行人也常常乱穿马路。不过，总体来说，美国确实没有什么行人闯红灯，其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数人都开车，除了在闹市，行人本就不多；二是大多数非闹市区车道都是为车设计的，车速快，行人实在不敢冒这个险。

　　但中国人却常冒险。有个笑话，一个中国人因在美国过马路时闯红灯，被美国女友甩了，说你连红灯都敢闯，还有什么不敢干的?接受教训后，回到中国，又冈为过马路时不敢闯红灯而被甩了，中国女友说红灯都不敢闯，还能干什么?从某种意义上看，闯不闯红灯只是风险认识问题，与公德无关。

　　所谓的风险认识，只是一个经济层面的理性取舍问题。同样是闯红灯，在中美的结果是不同的。在美国，行人闯红灯，司机们怕，只要人车相遇，不管谁有理，车都是无理的。中国不少司机往往在快撞到人时，忽然来个急刹车，然后探出头来破口大骂，甚至还有宝马车连撞数人的事发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两国对生命的理性判断存在差异。一些中国人常以物质化的东西衡量生命的轻重。按他们的理解，有车一族好歹有两个钱，坐在车里总有点优越感，就不该让着路上那些车都买不起的穷人。但在美国，穷人也买得起车，富人也可能走路，说不定被司机撞倒的可能是亿万富翁呢!

　　美国这种打破以物质为衡量生命标准的努力很早就开始了。《亨利福特自传》中说，一百多年前，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说过，要让每一个人买得起车，为此，他努力生产为普通人设计的国民车。这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带动了内需和良性经济循环。这种价值观广，比如德国的大众、意大利的菲亚特。而中国很多地方仍在推行歧视小排量汽车的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只有富人才能充分享受汽车的状况。因此，车仍然是我们阶层划分的标志，而不同阶层间，对生命的价值有不同认识。在美国交通事故里出一条人命，法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在中国，很多交通事故里，医疗费比死亡赔偿金高出很多。所以，司机这行里有句残忍的话： “撞残不如撞死。”

　　诚然，东西方对生命衡量标准的不同，并不能说明文明的优劣。《菊与刀》的作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曾惊讶于日本人宁可付出生命也要夺取胜利的价值观，认为这是东方文化中精神重于物质的传统。也正是这种原冈，东方国家在诸多战争中，通常都能以“敢死”的牺牲精神获得胜利。在和平年代，对于精神、荣誉和利益的追求，也常常使东方人勤奋刻苦。当然，东方人“过劳死”的比例也远远高于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