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建设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本身存在的安全隐患及其对农民工社区安全的影响，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城乡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高度论述了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建设的难点与意义，并从社会观念、管理体制两个层面和政府、街道小区、企业、农民工自身四类主体提出了加强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难点；对策

　　“农民工社区”，从社会学上定义，是特指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区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并聚居在城区内一定地域的农民工群体。在身份上，他们仍然是农民，但在城区务工、经商等；在生活方式上，他们主要携带农村习俗，但学会了一些城里人的方式；在户籍制度归属上，他们仍然是农村户口，“离土不离乡”。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显示,目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已达一亿人左右，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当前这些农民工群体，主要分布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聚居在就业附近的工厂、企业周围，形成一个个特殊的“社区”。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加速发展和农民工大量向城区的涌入，农民工社区的安全问题日益暴露，社区的安全文化建设凸显了出来，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

　　一、农民工本身存在的安全隐患及其对农民工社区安全的影响

　　通过资料分析和实地调研，我们发现目前农民工社区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1．农民工安全素质比较低。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在主观上，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和城区生活经验欠缺，又处在各种社会关系复杂而管理混乱或管理“空白”、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处，作为成人危险感不强，作为低收入阶层，自认为“一无所有”，防范危险意识差，安全文化素质比较低。

　　2．农民工的客观环境中安全隐患突出。在生产安全条件等客观方面，农民工就业的企业，很多是游离于“公有制”体制之外的私营企业或“三资”企业，一些企业由于法律建设和管理的滞后，一味追逐经济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在劳动保护方面往往考虑不够甚至不加投入，尤其在污染比较严重、高危险的小造纸、小化工企业，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将给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这些企业里，农民工在强烈的生存意识和较低安全意识的反差中被未知的客观安全隐患所吞噬。

　　3．制度环境中的不平等诱致农民工成为社会安全隐患。社会长期以来实行的差别对待的制度与政策，在维护了一些阶层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却将另一些农民工群体边缘化、贫困化，使他们无法完成基本的教育和社会化，最终成为农民工社区和谐与稳定的隐患，成为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4．农民工心理上的安全隐患有可能使之成为社会性违法犯罪的重要危险源之一。农民工的工作特点往往给了他们巨大而“充裕”的空间和时间，有在每一天工作之余如何支配时间的问题，也有在找到两个工作之间的“无业而清闲”的时间支配问题。农民工在外，除了个别的举家打工，更多的是单身谋生，长期在外如果周围没有亲人朋友的关心，就有可能造成孤僻冷漠、孤立无助、被压抑、仇富等心理，如果没有丰富健康的业余文化生活，他们长期压抑的心理无法排遣，而其本身及周围社会又缺少理性的指导和法律道德的制约，有“充裕”空余时间，遇到“合适”的时间、地点、人物，就有可能产生违法犯罪：一方面对城区居民和公共安全产生侵害，另一方面在农民工内部中也有安全侵害现象。当然并不是说广大农民工阶层天生就是“危险品”，而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使然。他们往往来自于贫困乡村，收入与在家乡相比大有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心理上存在巨大反差，调整不好就会出现仇视社会、仇视富裕阶层的反常心理，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就会违法犯罪。从下表的统计资料来看, 农民(含农民工)在犯罪的总数中占了大多数，他们犯罪的人数远远多于其它阶层。

　　中国南方某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的罪犯情况统计表

　　因此，加强农民工社区的安全文化建设，改善农民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条件，提高农民工安全文化素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农民工本身的身心健康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建设的难点与意义

　　农民工安全文化建设的难点在于：

　　一是农民工流动性强，难以进行定时定点定向管理。农民工社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而且人员流动很大，同时这种社区季节性很强，农忙季节、逢年过节“人去楼空”，而农闲季节、年节之后则人满为患，再加上很多农民工就业的建筑、加工企业的生产周期性和间隔性，这一特殊 “社区”的人员流动就比较频繁，给管理增加了很大难度。

　　二是涉及单位、部门众多，难以落实管理责任。涉及的单位、部门包括农民工、出租屋主、企业单位、街道社区学校等。大多数工厂企业往往设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就在附近的民居中租住。因涉及人员部门众多，往往成为“三不管”地带。在涉及农民工社区管理的单位和人员中，出租屋主是一方，一些出租屋主为了一己之私利，只问租金，不管身份，不查看租住者的身份证、暂住证。企业是另一方，一些企业主只顾经济利益，只管工作，动辄以辞退相威胁加班加点，不顾职工的身体健康，更谈不上安排和关心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不按照政府规定查看就业者的身份证，对一些需要身体健康的证明的特种行业(如食品加工、化工行业等)，企业也不给必要的岗位培训和安全条件保障。社会和政府是第三方，农民工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往往很难融入到当地的街道、小区的人际交往和管理中，在小区的文化生活中被作为“外来人”排斥在外。在有些地方，上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下到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街委会，在如何安排好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安全教育方面还缺乏系统性，不能有效地利用农民工社区周围的文化资源，而是“救火”重于建设，往往在农民工出现各种生产生活问题后再亡羊补牢去补救。

　　三是农民工分散自由活动，难以进行系统性的思想教育。农民工“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度缺乏，在享有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忍受着孤独寂寞，或是在低俗文化的影响下消磨时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各种因素无孔不入。思想阵地先进文化不去占领，就有可能被落后文化所占领，一些农民工在看了黄色录像后不能自拔而陷入性犯罪泥坑，就是这样的例子。

　　四是某些地区或部门对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建设思想上和行动上存在漠视或畏难情绪。目前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存在的问题很多，如有的地方观念落后，没有把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建设作为一个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来对待，而是视之为农民工自身生活的“小事”；有些农民工聚居地缺乏先进文化点，或者虽然存在先进文化点，但辐射不到，甚至封建迷信、黄色下流等落后文化泛滥；有些社区已意识到在农民工社区文化建设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因缺乏相应的资金的、人力的投入和措施保障，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现出畏难情绪。

　　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城乡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大局。广大青壮年农民到城镇打工，其收入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农民工社区安全文化建设得好，农民工们不仅从城镇给农村家乡寄回款项，给予农村生产和生活巨大的资金支持（在有的农村，生产和生活资金的80%都来源于农民工所寄收入），而且农民工返乡带回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技能，回乡投资，科技务农，也带回先进的文化理念，是城市文化向乡村扩散的桥梁和纽带。如果忽视农民工的安全文化建设，不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就不仅不能实现把城市先进文化扩散到农村的正效应，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效应，使农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