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安全文化的人性化特点，安全文化的自身发展，安全文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安全文化的先进性。同时又论述了社会主义安全文化的特有内涵，从而说明了社会主义安全文化是先进文化。
关键词：安全文化；以人为本；先进文化
关注安全文化，实现安全生产，是全世界共同的命题。中国的安全文化是社会主义安全文化，自有其独自的特色。
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的决定》中说：“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从“三个代表”的思想高度做出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搞好安全生产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说明了社会主义安全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属性。深刻理解这一论断的含义，是建设安全文化，丰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依据。现仅就安全文化“反映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命题加以论述。
一、安全文化是人的、最人性化的文化
安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随人类的诞生而诞生。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寻求安全是人的本能。在马斯洛的人生需求理论中，安全需要是仅次于生存需要的第二层级需要，安全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人类存在一天，安全需要就同时存在一天。
人类的安全需要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安全需要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安全需要的内在含义在不断增加。当安全的内涵丰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成了一种文化。安全和安全文化的基本目标都是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健康、更舒适，更具有人的特点。
文化为人类所专有。动物也需要安全，为了躯体不受伤害，个体不被毁灭，它们也会趋利避害。但是，由于动物缺乏能动地创造精神，不能对自然界施加本质性的影响和改造，对来自外界的威胁，只能适应或躲避，不能创造性应对，因之与文化无关。人就不同了。人对生活质量的高要求决定着对安全需求的高水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决定着安全认识的深刻性；人的创造性劳动可以改变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安全环境；人有动物没有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理念、有各种各样的安全规章制度和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安全设备，还有上下左右形成体系的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和机构等。所有这些融为一体就成为内容广泛、体系完备、无所不在、影响深远、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兼备的安全文化。它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安全文化一开始就是带着人文关怀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其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但这一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以官为本”的社会。皇帝、贵族、官僚是一切活动的价值核心，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如粪土。奴隶主掌握着奴隶的生杀大权，奴隶没有任何自由，可以被自由买卖，甚至为奴隶主殉葬。封建主“以官为本”的观念仍然牢不可破。封建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封建礼教的约束不能越轨，“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 在只有人治而无法制的封建社会里，一切唯封建主之命是从。长期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好皇帝”和“清官”身上。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是统治阶级的“官本位”意识统治人民的必然结果。
打出“人文主义”旗帜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理应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真正倡导者。但是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追求物质享受的直接结果是物欲横流、“以物为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成，就是资本主义理想的破灭。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椅子》等荒诞派作品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物对人的压抑的曲折表现。现时的霸权主义者高喊“人权”口号，实则打着“人权”的旗帜干涉他国内政，侵犯别国人权，对别国人民施加掠夺和屠杀。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视人们的生活质量、生存状态和美好的生命体验。但真正的“以人为本”，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倚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共产党才能作到。[1]（P ）胡锦涛总书记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P281）在这里，最具前提意义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没有生命和健康哪还有人的全面发展？ 哪还有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还享受什么发展成果？所以，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结果。我党一贯坚持“关爱生命，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理念，把安全生产和人口、资源、环保一起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正说明我国安全文化的人性化特征，因而是最先进的文化。
安全文化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安全文化仅指企业生产领域的安全，广义的安全文化则包括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安全。这两种安全文化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不能互相取代。
有人在网上否定广义安全文化，认为：“如果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企业安全生产实践或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必然会推出安全文化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结论，并由此产生出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制度、安全设施设备、安全宣传教育、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理论知识等统统都是安全文化的范畴的观点。这种观点即使没有错误，对于推动安全工作也没有多少好处。因为它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感情上的抵触和工作上的茫然。”“安全文化注重人的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品行等深层次的人文因素。”它是科技手段和管理手段的补充，“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应该使用狭义的安全文化的概念。”
（出处？我查了几次都未查出.）
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混乱！第一，它混淆了两种概念不同的使用范围。广义安全文化属于全社会，面对所有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企业安全文化是其一部分；狭义安全文化则是企业内部的安全文化，面对企业的内部生产，为广义的安全文化所包括。“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当然应该使用狭义安全文化。鉴于当前企业的安全生产形势比较严峻，狭义安全文化理应得到特殊的关注。但决不能因此而代替广义安全文化的作用。大量的统计数字表明，非生产领域的死亡人数高于生产领域的死亡人数好多倍，忽视这个数字就是对人民生命的漠视。第二，它过于狭窄地理解安全文化的内涵。把“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制度、安全设施设备、安全宣传教育、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理论知识等”统统排除在安全文化的范畴之外，仅限于“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品行等深层次的人文因素”。须知，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等固然是安全文化的主要因素，但并不排除其他因素。没有安全科学技术、安全设施设备的应用，没有安全法规制度、安全管理体系的约束，没有安全宣传教育、安全理论知识的普及，安全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品行等深层次人文因素何以形成？还有，安全文化深层次人文因素的物化形态和外在表现就是现代化的安全科技、完善的安全法规、强有力的安全管理、广泛普及的安全知识。如果连安全宣传教育和安全理论知识都不是安全文化，那么，什么才是安全文化？这种说法才真的是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感情上的抵触和工作上的茫然”的理论！
我们以为，如果面对生产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全社会人的生命健康负责，广义的安全文化更有价值。安全文化与人的生产、生活联系越多、越密切，人性内容就越丰富。安全生产、安全生活、安全生存是人类的共同需求，对广义安全文化的重视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事实证明，安全与交通运输、消防工作、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休闲娱乐、防范自然灾害等各个领域，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关系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身心健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全世界每年意外死亡的人数为350万人，职业领域意外事故死亡人数为110万人，非职业领域的死亡人数为240万。1993年“国际共同安全大会”专家强调：“世界上所有意外事故中仅7%是职业事故，56 %属其他事故。80年代日本非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为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8倍。”[2]
这些足以说明，安全决不只是企业生产领域的事，而关乎整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因此，2003年国际劳工组织在第91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提出了“国家预防性安全与卫生文化”的概念。会议认为，“安全文化”的概念是在企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企业似乎已根深蒂固，但它也是一种被加以转移并被应用于整个社会中的文化。因而应该创立和促进一种作为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和社区文化结合的安全文化，也就是“全面安全文化”[3] ，它在内涵、理论、方法等方面都与“传统安全文化”（本人理解即为企业安全生产文化）相区别。所以，狭隘理解安全文化的内涵，将导致多方面的生活安全和生命健康被忽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广义的安全文化更能体现人的和人性化的特点。
总之，安全是人的需要，安全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创造。安全意识是人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在不间断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安全文化的普及强化这种集体无意识，就能提高人们的安全修养，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和自觉的安全行为以保证人类的安全，这是安全文化属于人、最人性化的表现，也是先进文化的基本特质。
二、 安全文化是个崭新的课题
“安全”一词虽然古老，但“安全文化”却是个崭新的命题，属于新事物、新理论，至今不到20年的历史。
安全文化的概念是1986年联合国国际核安全咨询组对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的分析报告中提出的。当年美国NASA机构把安全文化的概念应用到航空航天的安全管理中。1988年联合国在“核电的基本原理”中将此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管理原则予以落实。1991年联合国出版《安全文化》小册子，将其定义为：“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后来英国保健安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将其补充了行为方式、管理承诺等内容，定义为“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于保健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4]这里强调的“单位”是工业企业，因而定义是狭义的，但从此安全文化却作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1992年《安全文化》译成了中文。
1993年6月中国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在《安全生产报》试刊号上发表题为《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一文，这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对安全文化的较早表态。他还发布了《中国安全文化发展战略建议书》。
在此情况下，中国学者曹琦先生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安全文化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准则的结合。安全价值观是指安全文化的理层结构，安全行为准则是指安全文化的表层结构。”[5]外延就宽泛多了。
1994年李伯勇又强调：“安全文化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它为安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了乳育的胚胎，它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感。”[6]把安全文化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上来认识。
1994年12月，《中国安全文化丛书》陆续出版。该系列丛书将安全文化定义为：“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在其从事生产、生活乃至实践的一切领域内，为保障人类身心安全(含健康)并使其能够高效地从事一切活动，预防、避免、控制、消除意外事故和灾害(自然的、人为的或天灾人祸的)；创造可靠、和谐、协调的环境和匹配运行的安全体系；为使人类变得更加安全、康乐、长寿，使世界变得更加繁荣而创造的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6]
1995年7月24日，时任副总理的吴邦国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电话会议上作了《作好安全生产工作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必要条件》的讲话，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通过加强生产宣传和教育，倡导安全文化等措施，促进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和素质的普遍提高。”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安全生产法》，从政策、法律、管理体制、资金投入和物质设备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为安全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使我国的安全法制建设迈出了一大步。2004年1月9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安全生产反映了我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次把安全生产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联系在一起。同年3月10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督局下发的“安监管办[2004]30号”文件《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的指导意见》第11条“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大力推进群众性安全文化建设”，对安全文化进行了深入地论述，提出“要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布局，统一部署，统一实施。”并提出了一系列严格而具体的要求。第14条强调：“继续加强理论研究，建立安全生产理论体系，推动安全生产理论和思想观念的创新。”要“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安全文化，推动安全文化建设的社会化、公众化和产业化，推进安全文化的创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安全文化活动地开展提出了高要求。把安全文化建设由学术研究领域和企业生产领域推进到了国家行政领域，写进了政府文件。这标志着我国的安全文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学术界，在IT网和各种媒体上开展了广泛的、逐步深入的安全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并获得了显著的民族特色。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国际在国内，安全文化建设都是崭新的课题，并在不断地发展中。上述一系列指示则说明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安全生产和安全文化。安全文化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中国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庞大，势头之猛烈，效果之显著，社会意义之重大都是惊人的。
三、安全文化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们都知道，社会发展由生产力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先进文化要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没有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真正安全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工业革命以前，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时代和农业社会里，人类手工分散粗放的劳动方式改造自然的能量很小，不能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威胁人类安全的主要是自然灾害，人为因素很小。因之，人们的安全认识多停留在客观的、物的方面，对待安全事故只是本能地反应和被动的应对。这时安全观的特征是宿命论，其行为特征是被动地承受型。这种被动的、宿命型的安全策略，不可能产生自觉的安全意识，无法上升到文化层面上来。这种被人们称之谓“古代安全文化”的阶段，其实是不具有文化形态的安全文化，或者说是准安全文化。
工业革命后到20世纪初叶，是近代安全文化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大工业的出现，生产力发展了，机器越来越多地替代了手工操作，粗放分散的劳动方式向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机器和集约型劳动方式转变，随着劳动创造价值的提高，生产过程中的人为事故随之增多，安全生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开始从人和物两种因素来总结事故的教训，采取补救措施。这时人们安全观的特征是经验型，行为特征是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总结型，防范措施是依赖独立自主的制度管理。这种安全策略虽然已经有了大的进步，安全文化因素有了显著地增强。但还没有达到高度自觉的阶段，也没有上升到文化层面上来。
20世纪初至50年代是现代安全文化的生成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了哲学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产生，人们对生产过程中各种安全因素的内在联系认识加深了，开始抛开孤立的角度，从系统的联系的角度来认识事故的原因、控制事故的发生。这时人们安全观的特征是系统论和控制论，其行为特征是人、机器、环境相协调的综合型，制度管理更加严密。为了强行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人们的生产安全，安全生产的操作规程、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备。人们的安全意识由不自觉走向自觉，安全文化因素大量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安全文化已经出现。只是因为真正的信息时代还没有到来，安全意识还没有达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高度，对安全文化还缺乏本质论的认识，安全文化的概念还没有产生。
20世纪50年代以后是现代安全文化发展期。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信息时代真正到来。信息的价值在迅速提高，“信息就是财富、就是效益”是人们的新理念，对信息的掌握甚至可以是综合国力的标志；人类劳动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地球扩展到了广阔的太空；人们劳动的对象不断增加，动力资源从最初的木材发展到煤、石油、太阳能、核能等；劳动方式高度集约化，计算机的产生和快速发展，几乎使所有的生产领域都实现了自动化，一按电钮就可以完成过去很多程序地操作……。这时人们预测事故的能力、预防事故的措施、控制事故的方法都有了明显地提高。但是科学技术历来都是一把利害兼备的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武器的发明，使得战争更加残酷；工厂的发展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战胜自然能力的提高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了自然无情的报复；自动化的实现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但一个简单的错误操作又可能导致巨大的灾难;应用化学的发展，造成出了许多新的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但也给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打开了畅通的大门，等等。安全事故的出现已经不只是生产领域，而是波及到包括生活在内的所有行业和领域，人为的不安全因素越来越突出，危害越来越严重。于是，对安全事故的被动应付就变为主动预防。一项新发明产生的同时就在考虑预防该发明导致事故发生的应对措施。科技发展越先进、能量越大，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越惊人。安全生产科技水平越高，对人们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要求也越高。于是，安全防范已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单位所能解决，而需要互动的团队精神，一般的安全意识已经上升到安全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高度。有人说，安全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是所有人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此情况下，“安全文化”的概念首先在科技水平最高、最先进、安全隐患最大的核生产领域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所有的工业生产领域，再扩展到各个生活领域。这时安全文化观的特征是信息论和本质论，其行为特征是超前的、主动的预防型。安全教育被视为人类的终身教育，维护安全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寻求把职业安全和卫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在这时，安全文化才有了内容丰富的现时形态。
可见，安全文化的先进性是与生产力的先进性相适应的，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先进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
四、 社会主义安全文化先进性的特殊内涵
安全文化属于全世界所共有，不为中国所独专。我们说，中国社会主义安全文化是先进文化是因它有特殊的先进内涵。
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8] (P166)这段论述完全适用于安全文化，它既是安全文化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又是社会主义安全文化先进性的特定内涵。
（1）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国安全文化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我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各项政策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为指南。在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是真正的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是人民群众最根本的福利。不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就不是共产党。凡是有利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文化，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文化。凡是不利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文化，就是与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各项政策相悖的有害的落后的乃至反动的文化。
（2）“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着社会主义安全文化巨大而开阔的眼光。
“三个面向”具有全球眼光，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展示了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所有的国家民族来说，都是谋图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由之路，更是我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倡导使用最先进的现代安全科技，建立最完善的安全管理体制和法规制度，向世界上一切安全生产水平最高的国家学习，以最快的速度普及安全文化，提高人的安全意识，为国家的“安全发展”做出特殊贡献。
（3）“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发展安全文化有效途径。
毛泽东早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论述至今并不过时。“民族的”就是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任何事物脱离民族特色就无法生存，无法发展。“科学的”就是符合客观规律，充分体现现代科学的发展成果。“大众的”就是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倚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为人民大众着想，对人民大众有利。这三者是有机统一不可分离的。不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就不是科学，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支撑就不能最大限度、最有效地为人民大众造福，而大众总是具体的民族的大众，没有抽象的不属于任何民族的大众。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论断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今天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就安全文化而言，就是要有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以大众为目标的普及方向。也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吸收外民族先进的安全文化成果，继承本民族的安全文化传统，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智慧汇集起来，加以科学总结，形成有民族特色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容易被中国的老百姓接受的安全文化。这才是国家和人民所必需。因此，“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安全文化是整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4）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发展安全文化的主要目标。
社会主义安全文化的任务也是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就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健康安全的生产和生存条件、舒畅的心情是人民群众创造性劳动的无尽源泉。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了，社会才能稳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安全文化对科学文化素质的高要求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安全文化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工程学等广大的学科领域，需要多方面的智慧和多领域的科学成果来共同支撑。研究安全文化特别是广义安全文化，就可以把各个领域的科学智慧汇集起来，加以整合，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始终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智力支持。
通过发展安全文化以调动广大群众的创造积极性，挖掘出广大群众和科学工作者的无穷智慧，才能实现国家整体的“安全发展”。事实证明，安全才能发展，发展保证安全，“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是我们所追求的发展目标。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安全发展”是安全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A]。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经验读本[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
[2]安全文化网：《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3]《新安全》2005年第6期《国外安全文化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作者毛海峰
[4]见安全文化网2004年10月9日，毛海峰：《论安全文化及其建设》
[5]见盐田区安全生产信息服务网2004年7月6日：《中国安全文化现状》
[6]民航专业技术资源门户网站2005-4-28:《 安全文化的发展历史》
[7] 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经验读本[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
[8]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A]。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经验读本[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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