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然灾害不断，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后，政府不仅将这一天定为全民防灾日，更把这一周定为防灾周，日后民众要参加不同规模的防灾演习，主妇还要检查和更换防灾背包里快过保质期的压缩饼干与饮料，防灾已成为每个日本人从幼年时期就不断接受的终身教育。
关东大地震尽管过去了85年，日本的老幼妇孺仍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当时地震发生在午餐时间，由于多数家庭正在动炊，震后火灾引发了连锁灾难。人们还认识到灾害面前保持信息透明度、减少社会恐慌的重要，因此日本家庭常备携带型收音机和电池，以便在避难时收听新闻报道，不被谣言传言干扰。
90年代以后，日本流行多功能电话，但无论花样如何翻新，电器店仍坚持出售一些不需电源的老式电话，每个家庭也被告知必须要有一部这样的电话防止停电时无法和外界联系。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政府不是简单地统计死伤人数，而是对死亡和负伤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些分析结果马上又运用到新的防灾对策之中。例如，发现有80%的遇难者死于木造房屋，日本政府请建筑专家勘察这些房屋之后，按照他们的建议修订了建筑的防震基准：发现有600多人不是死于倒塌的房屋，而是被家具压死，或是被倒下的家具堵住逃生的出路，随后的几年里，防灾手册里比过去更强调不要使用高大的家具，如果不得已要使用，也要用特制零件加以固定；发现有不少灾民由于长时间压在瓦砾下，获救时尽管看上去没有外伤，但原先受阻的血液循环突然畅通，心脏和肾功能遭到破坏而造成死亡，日本的救灾教育增加了普及挤压综合症的相关知识，训练救灾人员给患者及时验血和输液。
地震幸存者也经常与其它人分享求救经验，有位老者被埋在废墟中，体力极度虚弱，所幸摸到一只哨子，哨音唤来了救援队员，老者因而得救。后来，市场上也就出现作为防震灾商品的“求救哨”。
日本的相关机构总结了救援过程中的种种教训之后，消防厅着手组建能够在72小时黄金时间内尽快救人的救援队，厂家也开始设计高科技的救援器材，如探知废墟下情况的线形探视镜、感应生存者心跳的电磁生命探查器等，这次日本派往四川灾区的救援队伍就使用了这些器材。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看到阪神地震后通讯中断、电话忙线，灾民和亲友难以联络的情况，便在短时间内开发了“171”免费留言电话系统，迅速在日本全国推广。灾民只要拨打“171”，按照提示输入自己家的电话号码，便可在计算机中录下自己的留言，其远方亲友也可拨打“171”，输入要寻找的灾民的电话号码，可以听到对方的留言。这种系统即使在停电的情况下也可通过公用电话使用。后来在日本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中，“171”发挥了安定民心的重大作用。
汲取教训，还不是“以灾难为师”的全部。政府与民间居安思危，还不断设想“更加困难的局面”，在困境来临前先行训练。阪神大地震后的几年里，日本大都市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普通疏散训练的新演习——步行回家。
地震专家指出，阪神地震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发生在凌晨，上班的人们还没有出家门，较少发生家人失散，日本工薪族多利用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可能在一个城市生活几十年对路面交通都不甚了解。如果大城市在工作时间发生地震，那么将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归途难民”，加剧灾区的混乱局面。步行回家的训练要求上班族以自己的双脚从办公室走回家，以便在万一发生地震、交通瘫痪的情况下，还能靠自己的力量与家人团聚。
作为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度，日本的地震研究及预测更是活跃发达，但是普通民众对于预警却并无太大兴趣，他们更注意“防患于未然”。记得笔者在日本第一次出差。人住旅馆后日本同事提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房间里的“避难路线示意图”，确认过逃生路线后再入睡。她解释：“我们国家是灾害大国，日本人心里很清楚，我们缺乏准备的时候，灾难会格外巨大。”
果然，每个客房的“入住指南”里，都有一张避难路线图。如果不是有人提醒，我绝不会想到去注意和阅读这也使我看到，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于灾难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灾难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就是发生也不会轮到我”，而在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灾难是随时会发生的，绝不可有侥幸心理”。
所以，普通百姓居家都会准备防灾背包，出游会确认逃生路线图；地方政府都有一整套的防灾救灾对策和应对灾害的物资储备；国家则有一系列预案来保证灾难袭来时的社会稳定，还不惜血本购置救灾器材和培训救灾队伍。
笔者在日本十几年，目击过数次自然灾害，无论损失大小，日本人在灾难到来时众志成城地克服困难，但灾难过后却听不到什么歌功颂德之声，而是群策群力，自问“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些”、“再多一些努力，是不是就可以挽救多一些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反思中，日本民众与灾难共存，也与希望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