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皇帝与消防治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秦王朝，将自己的名号定为“皇帝”。从此，皇帝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名号。消防治理作为国家公众事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皇帝非常重视并直接过问。

　　建元六年夏四月，“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汉高祖的寝陵高园便殿发生火灾，汉武帝按照遇到丧事和大凶的礼仪，脱下龙袍，穿了5天白色的冠服。这是有据可查最早的皇帝关于火灾的非常举动。这说明汉武帝对火灾非常重视，也很恐惧，因而采取了一种自我谴责的严肃态度。

　　重视火灾，颁布灾后“罪己诏”

　　西汉元帝在茂陵白鹤馆火灾后，专门发了诏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就火灾承担责任的第一次“罪己诏”。大意是说火灾降临令人非常恐惧，责任主要在于我，以致于让百姓频遭灾害，不能很好地生活下去，我很怜惜他们，所以大赦天下。看来，元帝迫于“天谴”，想到百姓苦难，言词恳切。

　　西汉成帝时，长乐宫临华殿、未央宫司马门等先后发生火灾，成帝也下了“罪己诏”。

　　东汉顺帝在茂陵园寝火灾后，除了“素服”，还“避正殿”，即不到正殿而去偏殿处理朝政，委派主管祭祀的太常卿王龚，持节代表皇帝去茂陵祭祀。汉代皇帝这些做法，开了皇帝在发生重大火灾后，进行自我谴责的先河。

　　唐代，在发生重大火灾时，皇帝继承汉代下“罪己诏”的做法。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正月丙申（十七日），天堂、明堂发生大火灾后，武则天采取异乎寻常的方法，做了三件事：第一，“告太庙”；到太庙祭祀祖先，向祖先作检讨，报告经过。第二，“手诏责躬”；武则天亲笔写诏书，责备自己，表明火灾是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第三，要求朝内朝外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给皇帝上书，直接提出建议。这第二件事的皇帝因火灾“手诏责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五代十国时，后梁建都汴州，后将汴州改名为东京开封府。以后，后晋、后汉、后周也先后建都于此。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火烛之忧”尤为突出。后周显德二年，世宗柴荣决定对城市进行全面改造，并于四月、六月两次发布诏书，扩建开封城。除满足各种用房要求外，特别强调消防治理，消除火患。

　　时至宋代，真宗、仁宗、神宗等许多皇帝在发生重大火灾后，都下了“罪己诏”，或采取“避殿、减膳、撤乐、求直言”等相当严厉的“罪己”措施。同时，在重大火灾发生后，皇帝直接处理有关责任人，并对灾民的安置和救济、对应采取的防火措施等亲自过问。

　　宋代，对于火灾的组织扑救，皇帝颁诏书。汴梁、临安发生火灾后，北宋真宗、仁宗，南宋高宗、孝宗都先后颁诏书，对火灾扑救作了许多规定。作为最高统治者，消防治理已是做得相当具体了。这类诏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逐步注重预防，颁布防火“圣旨”

　　随着时代的发展，皇帝对火灾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明代皇帝不仅重视对老百姓开展防火宣传，而且还亲自撰写宣传内容，以“圣旨”的形式，通过地方官员向老百姓进行宣传，并形成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仅有的。《宛团杂记•宣谕》中记载：“说与百姓每，须要昼夜巡逻火盗”、“说与百姓每，早起晚睡，小心火烛”。百姓每，即百姓们。地方长官直接向老百姓宣传皇帝“小心火烛”的“圣旨”，是明朝的创造，其宣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为加强消防治理，明朝的皇帝非常注意了解火灾的情况，并研究对策。明太祖即位不久，南京发生火灾，他接报后，随即诏令中书省研究对策。地方发生重大火灾，皇帝也派大臣去巡视。弘治十六年正月，云南腾冲发生火灾，孝宗皇帝接巡抚副都督御史陈金报告后，特派遣重臣一人前往云南，对火灾责任人和不称职的文武官员进行查处及撤换。

　　明代皇帝还直接干预皇宫的建筑防火。嘉靖十年，皇宫东偏殿发生火灾，十四幢相连的殿宇全部烧光。世宗诏令大学士张璁，提出宫殿重修改建时，不必遵守旧的主张，强调采用耐火的砖砌结构，宁可少建宫殿，也要留出防火间距和通道。同时发生重大火灾时，皇帝下达命令派军队出动扑救。成化九年三月乙巳（十三日），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县）黄花镇、西水峪等处野火延烧山林，威胁陵寝（今北京市十三陵）安全，皇帝接到天寿山守备太监李良奏报后，宪宗当即下令调军队去扑救。

　　在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理上，明朝皇帝亲自决定，并严格惩处。正统七年二月，南京尚膳监内使郭敬不慎失火，烧毁内府廊房六十间和大批财物。英宗先是传旨南京刑部将其下狱，后又“命即诛之”。嘉靖十年四月，兵部火灾延及工部。世宗先逮捕兵部左侍郎陈洪谟、武选郎中黄祯，后将此二人削籍为民；员外郎马坤、主事袁襄、杨里下镇抚司狱；巡城御史下法司狱。还有一批官员“夺岁俸”，即停发年薪。

　　赏罚分明，建立专业“救火班”

　　清朝的皇帝同样十分关注消防治理，有关消防的问题往往亲自处理。

　　康熙二十二年，国内政局趋于稳定，社会治理已获较大成效，但康熙外出时，仍念念不忘皇宫的安全，专门谕旨太监小心火烛。康熙二十三年，北京正阳门外民居失火，康熙先派人到火场观察情况，发现附近官兵无人扑救。就下令遣宫内大臣侍卫往救，同时亲自登城指挥。对官兵不救火一事，康熙非常恼火，第二天，即谕旨大学士等，对官兵袖手旁观愤慨，并以此类推，指出别的事也会“因循坐视”，这是对臣下十分严厉的指责。之后，对火灾中“汉官皆不事扑，但袖手旁观”之事，康熙提出了防火救火的组织安排。并谕旨“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扑救火灾为军队的任务之一”。

　　雍正皇帝在康熙建立的“八旗都统等分班值宿”的皇宫和京城的防火救火制度基础上建立起专业的救火班，并对救火班的队伍、官员、救火设施、纪律等作详尽布置。除此之外，雍正很快谕旨内阁，传令各省，“行令该地方官，仿照京城置备救火器具，以资防范。”“至于各府、州、县，并令该地方官预备防范，以副朕恤民御患之意。”同时，雍正还对档案库之类重要场所的防火工作作了特殊安排。雍正七年十月，吏部文选司失火，延烧房屋数十间，所有档案被毁，使处理公事失去依据。雍正从中吸取教训，对档案防火作了专门布置。并谕旨“于正本外立一副本，另外收贮”。雍正的这一办法收到很好效果，使一些衙署大火之后仍然保留档案。特别是《四库全书》也沿用这个办法得以保存下来。

　　乾隆进一步加强了京城和皇宫的救火班，并要求救火班“不得因循塞责，仍将职名报兵部严查”。同时，对消防有功人员及时奖励。乾隆二十年，福建巡抚因福州城中支河少水，遇有火灾多不可救，设法修复了福州城中已淤塞多年的7口古井，以作救火水源。巡抚将此事上奏朝庭，乾隆阅后即在奏折中指示：“嘉奖。”乾隆四十六年，北京地安门外失火，当地驻军奋力保护地安门，使地安门附近居民安然无恙。乾隆奖励参加此次救火兵丁。对各地的消防治理，乾隆即位后，重申了雍正的有关谕旨，督促各地官员做好消防治理，除此之外，乾隆还对一些消防的特殊问题和特殊部门的工作做了特殊的决定。首先是打破陈规，凡遇宫内起火，要开启离火场最近的宫门，让宫外的王公大臣进宫救火。乾隆还对监狱防火下了专门谕旨：“禁卒、坐监、看守、自应酌给灯油”，“狱囚则不宜予灯火”。

　　光绪帝登基后，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但他并未忘记消防治理。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紫禁城贞度门前毡房起火，烧毁太和殿前宫20楹。他认为这是火班“日久废弛，器具年久失修”所致，于是，对火班进行全面整顿，并由皇帝派大臣专管。灭火器具也换上当时比较先进的。又派人教练火班人员救火技能，使救火走上专业化。同时，加强了消防水源的管理，规定吉祥缸必须随时添水。通过这次整顿，提高了救火班的战斗力，为日后建成专业化的皇宫消防队奠定了基础。另外，道光、咸丰等皇帝还对粮草、火药库等重要场所的火灾防范工作做出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