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打假”

　　制假、贩假在我国可以说随处可见。用行内的话说，“只要地球上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防制出来，并且与真的一般无二。”当今社会，制假领域可以说无孔不入，有假食品、假药品、假衣服、假手机、假文凭等，真的是只要市场需要，制假业就“繁荣昌盛”。这也难怪相关执法部门人员在315特别节目上所说，现在走上街，都不知买什么好，因为自己知道的看到的假货太多。中国有句古话：“眼不见为净。”他们天天与假货打交道，难怪他们眼前难以为净。假货真的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了。

　　我国对假货查处也加大了力度，不仅加大了打假的立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等，而且每年315期间加大查处和爆光力度，通过舆论的力量来达到打假的目的。与此同时，在日常管理中，工商、质监、药监等部门也加大了检查监督力度，及时查处了一些大案要案，在一定程度打击了制假、贩假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制假、贩假的问题，制假、贩假仍是无处不在，许多制假、贩假者仍是铤而走险，视法律法规于不顾，视消费者的权益于不顾。缘由何在？笔者认为，与以下的几个原因不无关系。

　　首先，不具有威慑力的法律法规是制假、贩假“始作俑者”。由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打假法律法规处罚都很弱，无非是没收现场财产，处以无关痛痒的罚款，这些都不足以达到令制假、贩假者怯步的作用。在外国许多国家都是采取“重典”打击假冒行为。如美国法律规定：生产、批发、销售假冒商品均属有罪，对生产、销售者一次可罚款数千万美元。这种罚款上不封顶，可以将制售假冒商品者一直罚到破产为止，有时还要酌情加判刑罚和监禁。为杜绝虚假广告，美国对虚假广告给予“揭短广告”的惩罚。如果有人举报某公司的广告有假，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该公司将被罚再做6个月的“揭短广告”：说自己的广告有假，产品质量吹牛，劝大家不要买。更惨的是，这种“揭短广告”的收费标准是普通广告的一倍。致使很少有商家胆敢做虚假广告。法国则把造假同贩毒、倒卖军火、恐怖活动视为同一性质的犯罪行为，并在法律规定，假冒违法者可判处２年监禁，１００万法郎的罚款。德国则不仅将制售假冒商品者一直罚到破产为止，而且还限制其这一辈再也不能从事同种行业。为制止假货，加拿大企业还要求新雇员在进入该公司时，必须同公司签订协议，保证不从事与公司利益相违背的活动。雇员如采购或涉及参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一经发现，立即解雇，并依法受到起诉，其行为将记入个人犯罪记录，永世不得翻身。对于制假、贩假者，只有重罚，增加其制假成本，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制假、贩假。

　　其次，地方保护主义是制假、贩假的“温床”。由于存在利益均衡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往往官商勾结，互惠互利，成为制假、贩假的保护伞。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不是及时查处这些不法分子，而是为他们充当着看门狗，保护伞，在上级来检查之时，及时通风报信，转移和破坏制假现场，使上级检查部门无法有力查处这些制假、贩假者，致使制假、贩假者能在当地生存几年，甚至几十年。由此看来，我们在查处制假、贩假者的同时，是否也要对这些制假、贩假的“温床”给予查处，毕竟制假、贩假者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

　　再次，不实宣传是制假、贩假的“宣传员”。当前，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一些影视剧明星，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去考证商品的优劣，也不去顾及商品会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后果，都趋之若鹜地为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充当着“宣传员”、“清道夫”，为假冒伪劣产品摇旗呐喊。新闻媒体和影视剧明星，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往往引导着社会消费潮流。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左右着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有些假冒伪劣产品制造者正是利用了这一“明星效应”，大肆宣传其假冒伪劣产品，使其假冒伪劣产品堂而皇之地走入千家万户，损害着消费者的权益。因此，我们在查处制假、贩假者的同时，是否不要忽略对这些“宣传员” 、“清道夫”的查处。没有了宣传渠道，这些假冒伪劣产品以何面目问世。

　　最后，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是制假、贩假的“不竭动力”。由于我国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都还不高，低收入者仍占居我们绝大部门人口，对价廉物品的需求仍有很大市场，这就为制假、贩假提供了“不竭动力”。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解决不了温饱的情况下，人们很少会去追求物品的好坏。只有在生活富足了，人们才会去品评生活的优劣，才会去享受生活质量。因此，我们在打假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合理规范正规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消费水平，使广大消费者能消费的起品牌、正规商品，使低收入者不会望而却步。